《资治通鉴》管窥(73)
(2024-01-09 14: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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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管窥(73)
光武帝的继承者汉明帝、汉章帝遵循文德教化的既定方针,亲自到雍地拜访社会贤达(三老五更),向名儒请教。在国君倡导下,从朝廷公卿、大夫到郡县官吏的职位,都选用那些道德高尚、学术有成的人来担任。甚至连那些宫廷卫士们都在学习《孝经》,连那些北方匈奴贵族的子弟们都千里迢迢到京师太学来求学。这样,国家立定了实施文德教化的方针,国民便形成了重德轻利的风俗。那些道德高尚的忠直之士,不仅受到官方的器重而且受到普通民众的仰慕;而那些道德败坏、言行卑鄙的人,不仅被朝廷所不容而且被乡下的百姓们所唾弃。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社会风俗纯美的时代没有超过东汉的。
从汉和帝往后,朝廷贵戚专权,奸佞邀宠,赏罚混乱,贿赂公行,贤愚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够乱了,但东汉政权不致迅速灭亡,其原因何在?因为朝堂上还有几个忠臣——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据理力争,以公心大义来挽救危局;民间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劭等以民间舆论来匡扶正气。那个时代,虽然政治昏暗而民风并不衰朽,不断有志士仁人为申张正义而甘受刑戮、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既是那些志士仁人的英烈壮举,也是光武、明帝、章帝重视文德教化的结果。假如那时有明君振起朝纲,东汉的国运本来是不可限量的。但极为不幸的是,在国家衰颓多事之秋,又出现了汉桓帝、汉灵帝这样昏聩残虐的君主。他们对奸佞幸臣的呵护超过至亲骨肉,对忠臣义士的残灭超过夙敌深仇。终于招致朝廷大臣和四海百姓的极大怨怒,于是便发生了何进引外军戎狄进京、董卓乘机专权、袁绍等因之而发难,致使皇帝颠沛流离,宗庙化作丘墟,皇室在动荡中颠覆,人民遭兵燹而生灵涂炭,东汉的国运终于无法挽救。即使事已至此,那些拥兵割据的军阀们连年战争,互相吞噬,还是不得不打出匡复汉室的旗号。曹操凭借自己的强悍凶狠,非凡武功,早有废汉称帝的野心,但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废汉自立,难道是自己不愿意这样做吗?非也,是害怕名不正言不顺成为众矢之的而自我压抑罢了。由此看来,文德教化怎么可以轻慢,社会风气问题怎么可以忽视呢!”
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教化”是指对国民进行人伦道德的感化教育,就是教国民做人的道理。而不是将做人的道理抛在一边,只教国民怎样学艺怎样发财。这里所说的风俗,就是指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不是小事,执政者不能以败坏社会风气为代价而攫取最大利益。
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应该说,与执政者的教育诱导和施政方针有极大关系。把德育排在无足轻重地位的教育,只能培养出没有信仰和理性的做工机器人;为官执政者把个人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会直接污染社会风气,上行下效,人群为了逐利不惜尔虞我诈、弄虚作假,使整个社会陷阱丛生,信誉荡然无存。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是统治者的思想长期浸润的结果,时风一旦形成,要改变它就千难万难。即使新旧更替改朝换代,要涤荡旧的时风世俗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由此可见,教化风俗影响之深远。所以司马光强调说“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徵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治。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仇;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