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什么是民国文化范儿”？

    其实，民国就像历史上任何时空单位，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说;“民国范儿”者，各据自己的希望而构建、而塑造，原本没有拘泥。

    但民国与后来确有一大不同，即斯文不曾扫地，故至少相当一些人（精英和大众都有）尚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即使迫不得已为之，也不能失格。

    陈寅恪即是一典型。1948年底北平易手前，陈先生已准备好南下，不愿与国民党要员同行。当得知可以与胡适同行，欣然曰可，却又说还要午休。来接他的前学生邓广铭，只好独返胡家。然而，邓先生甫临胡府，陈寅恪全家即翩然而至。可知这一午休，不过是个象征。炮火纷飞之际，还不忘身段，不能失格，此或亦《礼》所谓“临难母苟免”乎？

    这或许是另一种范儿，且有着更长远的传统——几千年来，耕读之家的伙食居处，大都不能与商人之家比。但若双方联姻，前者永远是俯就，后来必承认高攀。盖“斯文”本隐喻着文化秩序，一向有着非物质的传统。在一个真有文化的社会里，尊卑自不必以物质为基础。最典型的是过去的乡村教师，可能读书不甚多，伙食也未必好，在物质层面，从来生活在近于穷酸的地步，但所受尊敬并不因此而稍减。他们被誉为“一方圣人”，常有排解纠纷、处理疑难事务的能力。

    昔年那些懂得农民的中共人士，每开发一个新区，理论上都说发动贫下中农，实际却非常承认这些地方贤达的影响力。只要看看早年基层的中共文件，就知道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及其在中共政策中的实际地位。

    到20世纪70年代，情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下乡的地方，就有公社干部鼓励“完小”教师说：好好干，明年提拨你到供销社上班。当年的乡间，一般小学仅及初小，完全小学可是高级学校，而教师已不如供销社售货员。斯文之扫地，可见一斑（但在乡民中，村小老师仍较受尊敬）。

    斯文的一个标准，就是可以超越经济对人的影响约束。崇尚物质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个永存的幻想，但坚持这样非物质的文化思考，虽不一定就能解构世道的冲刷，或也可使人不至于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