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母亲大人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中
(2024-05-20 10:52:46)
母亲离开我们28周年了，儿孙们无时不刻的深深怀念母亲大人。
老人家对晚辈们，恩比天高，情比海深，今生今世难以报答。
母亲大人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中！
话题谈到母亲，她老人家是创建武汉体育学院的第一批元老工作人员，对于体院做出的种种贡献有目共睹。关于她的一些具体情况，在“快乐的童年”、“父母受审查”等章节中已有不少相关的记述。母亲平常聊天时给我介绍往事说，父母当初都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由于父亲直接进入中原大学学习，接受的是“供给制”，所以享受了离休“副处级”的待遇。而母亲为了能让我上幼儿园、请保姆，为了家中能够有一点活钱供零用，接受了“薪酬制”的工资，受制于政策，后来只能退休而不能离休，两者在工资收入和医疗费用等方面的待遇有着很大的区别。
母亲调来中南体育学院时，体院正处在初建阶段。母亲被委派前往北京，联系国家体委、中央财政部，努力争取到了经费拨款，亲手负责建造体院那三栋民族形式的办公大楼、体育场馆的建设工作。直至如今，体育学院的房屋建筑不断拆修，更新换代，可那三栋民族形式的办公大楼、体操馆、排球馆，被作为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建筑物，60多年来依然屹立在那里，被国家树立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而精心保护，不允许拆迁与变动。
母亲可算是武汉体育学院建院的元老功臣，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国家体委授予母亲为“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的称号，并颁发了证书与奖章，这是对母亲工作成绩的最好肯定。
母亲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还有一点儿胆小怕事，是武汉体育学院出了名的老好人。亲戚朋友、领导同事和周围的群众们，没有人不赞扬她脾气好的。加上她的工作态度特别认真，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业务水平又高，屡次解决了许多专业方面的疑难问题，因而在评比先进工作者时同事们都主动投票给她，人气颇高，被称为一贯的老模范。相比之下，父亲的脾气确实大一点。让人遗憾的是，我并未承接母亲性格温和这种难得优点的代。
前面曾经介绍过，母亲的风琴弹得非常好，可以自弹自唱许多曲子，解放前她还担任过小学音乐教师。除此之外，母亲还写得一手好字，端端正正，圆润大方，为大家所公认，我们全家人及她的同事们无不佩服，自叹弗如。在过去的年代里没有电脑打字，如果公家有什么公文或者报表之类的工作，需要用刻钢板来复印，那么这项任务就非母亲莫属了。下班之后她老仍然呆在办公室里，不慌不忙，一笔一笔地认真刻写钢板的那种神态，直至现今还留映在我的眼前。记得后来我撰写“妙手回春”一书时，母亲还主动帮忙抄写了一部分稿件，工工整整的，以实际行动支持儿子的圆梦之举。
母亲为人还有一个特点，对于事情无论巨细，都是十分细心和认真地看待。在工作方面自不待言，即使处理家务琐事上也是一丝不苟的。例如：她老平时根据家庭人数摸索出一套做饭的规律来，每次决定取几杯米，再加几碗水放进压力锅中，都有定数。我们不需要费神，按照她的这种套路照葫芦画瓢，闭着眼睛也可蒸熟一手好米饭。当时那岁月的菠菜是用人工肥浇大的，母亲一边嘴中唠叨着，一边教我们如何应用自来水清洗三遍，既可洗净菠菜上面的粪尿之物，又能保证营养成分不至于流失浪费。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每逢冬季时喝开水的情况较少，用热水的时候反倒多一些，母亲就把一只开水瓶装开水，其它的开水瓶装的则是热水，以备随时洗涤之用，从而既不耽误事情，又可以节约煤票。为了避免我们误饮，她老特地将盛有热水的水瓶盖子上面，压着一张白纸条或者一条小白布，作为区别的记号。母亲做事之细腻，由此可窥一斑。如今我也模仿母亲传下来的这个办法，让家人们知道水瓶装的是热水还是开水。再者，她在煎服中药补剂时，事先总是仔细地用“药戥子”秤一秤，连一钱一分都搞得清清楚楚的，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防止滥用的现象发生。
母亲总是提醒后辈们注意保暖，天气变化之际要及时地多穿一点，未雨绸缪，不能事后诸葛亮。她总是叮嘱我说：“上面系领扣的那个地方不要忽视，一定要护着，否则容易感冒和咳嗽，下面的足部也应该保暖。”父母亲都喜欢唠叨“寒从脚下生”这样一句话，为此还专门托人在军工厂给我买了一双军用的大皮靴，里面都是毛，穿上后感到十分的暖脚。我年轻时还不觉得，身体抗得住，因而在言语上老嫌母亲啰嗦，现在等到自己年龄老了才深有体会，许多疾病都是因为遭受寒凉诱发或者加重的。慈母之爱等到孩子完全明白时，已经是悔之晚矣。
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经带着我，坐小火轮去天门县岳口镇看望老朋友文德珍姨妈。在中年时代，母亲因出差开会和治病外出过几次，先后造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和苏州等地，参观游览一番名胜风光后，留下来一组照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她再也未能离开武汉，到了老年时由于行动不便，就更谈不上什么旅游观光了。母亲平时的生活和穿着朴实而平淡，满足于现状，能保暖就行，不像其他女同志那样追求时尚的华丽外表，钱和心思很少用在衣服等外观方面，也没有什么其它的特别兴趣爱好。
但母亲对于保健方面倒是十分重视。她常常去胭脂路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还认识了一些医生，记得有一位姓郝的医生对病人态度很好，母亲总在念叨着他。有时，她老还不辞辛苦，专门过汉口找武汉市八医院的胡福庚主任诊治。回家后母亲又是熬中药，又是服西药，忙个不停。为了治疗牙病，她总是跑往湖北医学院口腔医院，不厌其烦。看牙病是很琐碎麻烦的，一颗牙齿需要来回折腾好多趟，满嘴的牙齿要更换，自然要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偶然她也去广埠屯百货公司，或者司门口解放路商场购买一些日用品之类的小东西。老年时，常常由吉吉或者我陪同她前往“刘有余药堂”，买点西洋参或者燕窝、蜂乳一类的补药或保健品，回家坚持服用，毫不懈怠，十分专心。
母亲的体质一贯不好，中年时除了腰椎肥大伴变形扭曲之外，还患有胆囊炎、胃炎、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腰椎病是在协和医院找朱通伯教授诊治的，刚开始由于行动不便，被迫带了多年的“腰围”以支撑身体，还应用硫磺等药隔着生姜来外熏腰部。文革年代的中期，她在高家湾湖医二院找史教授进行手术切除了胆，记得是由父亲和我轮流在病房里守夜照护的。进入老年后，母亲不幸罹患上了糖尿病，那时只有使用尿糖试纸作为自我检测的方法，经常看到她的尿糖呈现一个加号或者两个加号，偶尔也上医院抽血检验血糖。在治疗上多以口服达美康为主，一直没有进行过胰岛素注射。
母亲直至50多岁之后，才开始重视身体的锻炼活动。她专程从武昌赶往汉口的中山公园，并不是为了欣赏什么花草鱼鸟、亭台楼榭，而是特意拜太极拳高手陈师傅为师，认真地练习太极拳以健身。陈师傅是我二姨爹卜广成、二姨妈景馨远的朋友，瘦长的身个，满脸蓄得长长的胡须，打得一手标准而熟练的杨式太极拳。
那个时段，正值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泛滥的顶峰时期。工厂和单位里没有正常上班的秩序，民间流传着“七上八下九走光”的说法，因此父亲和我也能陪同母亲一道前来中山公园学习。之所以我会一点太极拳架势，时不时在人面前还露一手，就是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培训。父亲特别喜欢中山公园，常约二伯父一起来公园中的茶亭小憩一会，兄弟俩品品茶，谈谈天，吹吹牛，看看报，躺在竹椅上养养神，十分的悠哉乐哉。在我的印象中，中山公园练拳的那一段日子，父母和我一起难得地共度了一阵宁静而愉快的时光。我们家像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多少年来我对这段轻松的生活一直缅怀心头。
到了晚年时期行动有点不太稳定，母亲只得手握着拐杖去室外散步遛弯，开门的钥匙就系在拐杖上。晒晒外面的太阳，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路上倘然遇见同事和熟人就站下来聊几句天，谈谈家常，交流一下身体状况，夸夸儿子和孙子，这也算是她老的一点乐趣吧。出门时，由于天气较凉，母亲衣服穿得较多，一旦活动开来便全身发热，她就一边走一边脱，待回至家中时往往手里抱着一大把衣裳。父亲有时还为此笑话她，我则在一旁替母亲辩护圆场。回家后无事，她老就清理清理床铺、衣柜，缝补一下衣裳，时不时还哼一下老曲子，看看电视，躺下来休息……
对于散步这种切实可行的锻炼方式，母亲持之以恒地坚持着，即便是下雨也不间断，打着雨伞也要慢慢行走。实在是风雨太大时她就在家中室内遛步，边走口中边念着数目字，以便记忆走了多少圈。有时还走一圈就在桌子上放一根火柴杆，帮助计算，确保自己每天达到一定程度的运动量，这也算是一种小小发明吧。
我和母亲之间单独交谈和沟通的时间，相对于父亲来说要少一些。现在回头反省起来，或许是由于男孩的兴趣、见解和价值观等方面，与女长辈的共同话题不太多的缘故，不像和父亲那样投机，使得我至今一直为此感到自责，后悔不已。实在对不起母亲，她老人家辛辛苦苦哺育了我一场，作出那么多的奉献与牺牲，可儿子却没有给她更多的精神安慰，而这些正是老人们晚年时最为需要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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