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43.邂逅武商原始股
(2024-03-19 18:35:52)43.邂逅武商原始股
投资证券，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件新生事物。过去不少人认为投资股票是不务正业，是一种投机行为，这种观念不太正确，是落伍历史潮流的保守认识。
耶鲁大学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它有上百亿美元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从1985年到2005年所获的投资收益高达78亿美元。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提示，耶鲁大学投资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由2000年的22.2%上升至2005年32.1%，其中有2.86亿美元来自基金会的贡献。基金会的留存资产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52亿美元，而2011年的统计数据证明，耶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为21.90%。
根据2012年8月15日重庆商报的报道，美国一共有6家名牌大学排队投资中国的A股，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得克萨斯大学，清一色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一般的做法是，大学基金会每年将一部分投资收益转为日常收入，支持学校的日常开支，这已经成为大学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名校以此来吸引一流的教授，提供先进的研究设备，资助开创性的研究项目等，因此基金会投资效率的高低，也将间接影响到大学的科研水平与综合竞争能力。
上述著名高校的投资事实和数据，充分说明证券投资是一种被现代国际社会认可的，十分正常，非常合规的积极投资行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自己的投资行为，尤其是学术界、科学家的人士不要忌讳它，不宜避而远之。
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江浙一带的大学和医院里，不少教授和医生们接受这一新生事物比较敏锐，许多人很早就参加了证券投资，而内地的教授、医生们前期敢于参加投资股票的人较少。我所佩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他投资的股票据说已接近一亿的收入。再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任淮秀教授，是盐湖钾肥的第一大流通股东，他的爱人担任建设部的司长，同时也是盐湖钾肥的第二大股东，他们夫妇两人的投资收入加起来也大约上亿元。
我对证券投资的认识和实践比较超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认识到，开展股票交易是国家指明的经济发展手段之一，是让人们拿钱出来支援国家建设，而且交易时需交纳手续费并且完税，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如果你亏了钱那只怪自己水平不够，你能够挣钱是掌握了投资的技巧，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要理直气壮地做。你倘若不投资股票，是永远套不了，永远亏不了，但是也永远富不了。我内心认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割资主义尾巴”，“越穷越光荣”的年代了，知识分子受职业所限不可能去卖菜、卖服装、开酒店，不可能像影星、歌星那样演戏唱歌赚钱，要体现自身的价值，要尽快富起来，只有勇敢地涉足证券市场。
新中国的证券市场经历了起始、发展与前进的不同时期，跌跌撞撞一路走来，我基本上见证并参加了它的几个重要阶段。我和杨百万是同时代的人，他号称所谓的“中国证券股票第一人”。杨百万身在上海，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一位身家百万的炒股家，名噪一时的大红人。但他却有许多重要事件并没有亲自参与。我的经历对他是一种补充和完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在新中国的证券发展历史上，我是一个早期投资“资产重组”的见证者和勇敢的实践者。
“水不激不活，人不激不奋”，在遭受当权派打击仅仅两个月之后，不用扬鞭自奋蹄，我就开始外出调查研究上市公司，开始了全心专攻“资产重组”题材的历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奋斗中，我在全国比较早地，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资产重组的理论，另辟蹊径，竭力寻找体现自身价值的途径。
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曾经说过一句话：“命运，就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我对于自己一生努力抓住机遇的几大胜利成果，形象地比喻为：“投身资本市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恰似我一生经历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继辽沈战役（黑五类险上大学，山区跨协和之路）、平津战役（高等学府学术之路）之后，取得了淮海战役（投资成功之路）的全面胜利。”
提起我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渊源，还得从上世纪的1986年开始说起。那一年，我所在的城市武汉，继上海、深圳等地之后，也开始创新性地发行了股票。
1986年的一天下午，我去工商银行武汉商场储蓄所存钱5000元，当时的人民币比较值钱，这5000元不算是一个小数。
就在此时，一位谈吐十分利落的中年女性工作人员从后台走了出来，据说是储蓄所所长。她娓娓道来，奉劝我们购买武汉商场公司发行的原始股票，1元1股，并保证利息比存钱高得多，合算。
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理睬她，毕竟大家都不知道股票是何物，更谈不上熟悉，谁会拿真金白银去买这一张纸的玩意呢？
在中学、大学期间我曾经看过不少国外的小说，也常常阅读当时内部才能接触的“参考消息”，思想上相对开放，接受新生事物比较敏锐。经过一番思索，过去所学习、所接触的知识使得我当机立断，马上将所有的5000元全部购买了武汉商场的原始股票。
在这里，我碰见了一位熟人，那就是武汉外语学校教务处的田xx主任，当时也来存钱，听从我的劝告后他也认购了2000元武商原始股。旁边围观的人群过来看了一下热闹，都摇摇头走开，还是谨慎地把钱存入了银行。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武汉商场公司给这种股票以每年17%的利息分红，还是很不错的。确实应验了储蓄所长比存钱利息高、合算的那句话，参入进来的小股东们为此十分高兴。
天有不测之风云。到了九十年代初，国家忽然涌现出通货膨胀的浪潮，物价飞涨，老百姓开始把手中的钱抛出来，在街道上、商场里疯狂地购买商品，如衣服、被褥、毛毯、粮油、热水瓶……见到东西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抢购。
为了平息民间的不满，国家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公开发行国库券，利息十分高，记得是14%。当时国家有一个统一规定，凡是正式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工资的百分之几购买国库券。在我们家里，我、妻子，父母亲四人都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后来为了安定民心，国家又给国库券提高了补贴利息率，加起来大概可以达到20%左右。而外面有人为了做生意需要活钱用，收益来得更快一些，便大量抛售国库券兑现，致使国库券还低于面值不少。也就是说一百元的国库券，只要九十元、八十几元就能买进来，如此一折腾，相当于国库券的利息几乎高达30%左右。
在这样高利率的诱惑下，我和妻子抵挡不住，不免动了心思，想把武商股票的本金抽回来购买国库券。于是，带着短视目光的我们夫妇俩，一起去登记机关退掉了原始股票，还需交纳50元的手续费用，5000股一共只换回了4950元人民币，全部转购成国库券。
就这样，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中国最早的资本市场，而另一只脚却抽跑了出来。
大约10个月以后，武汉商场公司股票在深圳交易所正式挂牌，闪亮登场，成为全国第一家商业上市公司。在众目睽睽之下，000501股票经过一番炒作，最高价格达到29元之多，我在理论上损失了14万元。在九十年代初，这个14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呀？我为了30%的利率，丢失了2900%的回报，因小失大，致富的良机就这样眼睁睁地错失过去。
当时，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那份自责与懊悔实在难以言表。而外语学校的田主任却按兵不动，稳坐钓鱼台，一直坚持到最后，最终抛出股票后喜得又是装修房子，又是安电话，一时间在他们学校传为佳话。
第一次不期而遇，有幸购买了正规的原始股票，可惜结局并不美妙。当然，这种不成功的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失败乃成功之母，我是决不会白白交学费，就此罢休的。邂逅武商原始股，把我无意中拖进了中国早期的证券市场，使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到证券实体，并萌生了直接投资股票的意识。
由于有了鄂武商的这次经历，给人不小的启示，因此我在后面不同的阶段里，还留意购买过武凤凰、长印、猴王等公司原始股票的“认购证”。由于仍然有一些胆怯，似懂非懂，加上资金量少，购买的数量不大，所以赢利也就相对较小。
而辛辛苦苦购买来的华新水泥和海南几家公司的“认购证”，适逢熊市来临，开盘就亏损。购买“认购证”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费用，即便是原始股的认购证，如果每股定价偏高，加上中签率比较低，又遇见熊市，依然可能亏本，不像证券市场刚开办时的初始阶段那样稳赚不亏，无法保证次次都会赢利，风险犹存，可能赚钱也可能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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