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词中比兴手法的运用

                                         ---以姜夔《暗香》为例

2011级    蒙美莲 

摘要：比兴是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在我国诗歌创作中一直继承、发展着。到了宋代,比兴寄托手法在词中的运用，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开创了词的新境界。本文围绕宋词中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做一个宏观概述，并以姜夔的名作《暗香》为例，进一步分析词中是如何运用比兴手法的。

关键词：宋词 比兴寄托 运用 姜夔

清代词论家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盖心中幽约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后可感动人。”[①] 他的这段话，从词体的艺术特性出发，揭示了宋代词人在词的创作过程中对传统诗学比兴手法的接受和应用这一特点。词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

一、传统诗学中比兴手法的特点

“赋、比、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最具原创性的范畴之一，具有无比丰富的内涵。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赋比兴的概念是从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中总结出来的。最早见于《周札·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②]这里只交待它们是“六诗”之一，并未对其具体含义作出解释。

到了汉代，“诗三百篇”被尊称为《诗经》，对其表现手法的探讨便从此展开。第一个为比兴表现手法下定义的是东汉经师郑玄。他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③]按郑玄的解说，比，就是用物打比方，也就是比喻；兴，就是把事理寄托在事物中，其实就是一种隐喻。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基本特点。之后，王逸作为作家和楚辞学家，也言及了兴。其《离骚经序》云：“《离骚》之文，依涛取兴，引类譬喻。放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晋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④] 也就是说《楚辞》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不仅将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等都赋予了生命，而且还通过香草美人寄托了美政理想。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理论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对比兴的讨论，完成了由经学家对其原始意义的诠释向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对其理论学说创立的过渡。南朝齐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比兴》篇，对比兴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刘勰将比兴视作艺术表现手法，他在文中写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若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⑤] 文中“比者，附也”，指比是比附事理；“兴者，起也”，指兴是发端，引起情感。作者在此揭示了运用比兴手法的动因和社会作用，“比则畜愤以斥言”。即运用比的方法，是因作者内心有愤懑蓄积，运用比能宣泄情感，批判现实。“兴则环譬以记讽”，即运用兴的方法更便于作者委婉曲折地寄托对社会的批判。这种对比兴社会作用的精辟概括，是很富见识的。

稍晚于《文心雕龙》的钟嵘《诗品序》，对比兴问题作了比《文心雕龙》更趋文学化的阐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日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⑥] 钟嵘对赋比的解说均承袭旧说，无甚新见，但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兴，虽与兴的原始意义几无相干，却是他的大胆创见。它既是对诗人写作上的要求，又是读者欣赏作品后得到的体会。这一新含义的开掘，其实是从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审美的角度对我国诗歌基本特征作出的重要概括。

纵观唐代，对比兴给与了更加明确地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他们首次将比兴两种表现手法甚至风雅比兴浑言为一个概念。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叹息齐梁间诗“兴寄都绝”，所谓“兴寄”，就是比兴寄托的

省称，比兴寄托就是指通过对目前事物的歌咏来寄寓诗人对国事民生的关怀和理想。二、比兴由表现手法演变成了诗歌的政治内容。陈子昂的《感遇》38首和李白的《古风》59首，分别是实践他们各自的“兴寄”和“寄兴”创作主张的范例。三、由于唐代作家所讲的比兴是指诗歌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寄寓，所以一般是从通篇上考虑，而不再顾及个别语句上的比兴。

由此可见，对于比兴的诠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诗中比兴的运用,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它可以在极短的篇章里造成极动人的境界和形象。寄托就其形式而言虽和一般比兴差不多,但就内容而言,则往往带有比较重要的社会政治因素。换言之,寄托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即以比兴之体来寄予作家对特定社会政治事件的感慨与看法。

二、宋词对比兴手法的继承和运用

    词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叶嘉莹先生在她的论词著作中提出了词体演进的三阶段说,即“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词的初期,词只是一种歌女伴随着当时流行的乐曲演唱的歌辞,内容大多以美女与爱情为主,“可以说是完全脱除了伦理政教之约束的一种作品,这对于诗学传统而言,当然是另一种重大的突破。”这种小词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既可以显示作者心灵中深隐之本质,且足以引发读者意识中丰富之联想的微妙的作用”[⑦]。叶嘉莹先生将这种还未被纳入诗学伦理传统的具有“窈眇幽微”特质的词称为“歌辞之词”。当文人学士们将诗学传统中的言志、抒情的写作方式引入词中的时候,词也就进入到诗化的阶段。这一阶段以苏轼、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为代表,他们将自己的胸襟、学养、怀抱、人格等融入词中,其中以辛弃疾最为杰出,将词体的艺术美与词人的人格美完美的结合,达到了宋词发展的最高峰。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开始以赋笔写词,以铺陈跳宕的思力安排取胜,遂使词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赋化之词”阶段。后来如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都是周邦彦的继承者。此类词之能于勾勒中见浑厚、隐曲中见深思,亦有幽微耐人寻味之意致。[⑧]这一观点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词这一文学体裁的认识。

由此可知，在词作的第一阶段，较少运用比兴手法。温庭筠词较为“客观”、“纯美”，基本上不用比兴。韦庄词的抒情成分渐多，以物拟人的比喻亦多。多有像“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菩萨蛮》）这样的句子。当时的西蜀词人的作品，大都是意象压倒情志，重描摹而乏情趣。到南唐则稍有变化，在强敌压境之后，词人作词时有寄托。冯延巳身为宰相，其感伤的情调与忧生忧世相关。南唐后主李煜自述其降宋以后作品，在“以血书”的同时，于比兴的运用尤有创获。其词表面用赋体，实际上是国事象征，或寄寓身世之感，已有比兴意义。他的名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春水之浩淼无涯比喻心中愁之深广无垠。在词的创作进入“诗化之词”、“赋化之词”阶段，也即入宋以后，比兴增多，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创作艺术特色。北宋词坛，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题材、改变了词的体格,才使得词从儿女私情、花前樽下解放出来,词开始表现士大夫的家国身世之感,抒写怀抱、寄寓感慨和理想,逐渐向严肃文学靠近。南宋时期,处于社会动荡、祖国分裂的特殊时代，需要踔厉风发的爱国词,呼唤文人们用词来表现政治斗争的主题。南宋辛派词人刘克庄提出作政治抒情词的重要途径是“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词经晏几道、苏轼、秦观、贺铸而至周邦彦，其比兴手法的运用又有所发展，并且臻于成熟。如晏几道《临江仙》中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赋中有比；秦观《踏莎行》中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借景言情，指物喻事；贺铸《青玉案》词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称道说它“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⑨]周邦彦以比兴作词，达到了情景交融、浑厚无间的境界。苏轼和辛弃疾，“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以比兴寄托其襟抱情怀。至南宋词人，明显的比兴多，往往因情造景、托物寄意。姜夔就多以自己所感之情、所历之事来组织意象。吴文英尤其善于以时空转换错综的手法来缘情布景，组织物境，在比兴寄托上，更有独到的发展。特别是南宋遗民词人大量地创作咏物词，“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既感怀个人身世遭遇，又抒发家国之念。本文接下就以姜夔的名作《暗香》、《疏影》为例，看看他是怎样运用比兴手法的。

三、《暗香》分析

    姜夔钟情于梅花，曾多次吟咏。而《暗香》、《疏影》二词则为最工。近人郑文焯更誉之为"千古词人咏梅绝调，以托喻遥深，自成馨逸"（《郑校白石道人歌曲》）。

       [序]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命之曰《暗香》、《疏影》。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暗香》）

    要想了解这首词的比兴所在，我们必须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常往还的人物。姜夔作词前面常有小序来交待当时所处的状况。这首词作于公元 1191 年（光宗绍熙二年辛亥）由合肥南归，寄住苏州范成大的石湖别业时。这年冬天，作者载雪访范成大于石湖。石湖在苏州胥门外，孝宗皇帝赐范为别业，有御笔“石湖”二大字刻于山石，今尚存。孝宗对金国委屈求全，苟且偷安，下诏“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公然愿当“侄皇帝”。范成大是主战派，曾效苏武“提携汉节同生死”出使金国，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孝宗赐这位大学士石湖庄园，意思就是教他寄情山水莫再过问国事。范石湖心情是忧郁的。白石在石湖住了一个多月，两位大诗人的会合吟唱，成为文学史佳话。白石自度《暗香》、《疏影》二曲，咏梅使人神观飞越耳目一新，又深蕴忧国之思、寄托个人生活的不幸。石湖击节赞赏，让家中歌女演唱之，并以青衣小红相赠，可能是聊慰其失恋之苦。因为据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称：“二词(《暗香》、《疏影》)作于辛亥之冬，正其最后别合肥之年”。[⑩] 而“时所眷者已离合肥他去”。下片“旧时月色”也可能指合肥旧事。姜夔几次客游合肥，与当地妓女来往密切，后来写了十八九首怀念合肥妓女的词。

这首词追踪梅花的幽魂，又非仅咏物。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此三句拉开了广袤的时空环境，勾勒了一个诗意的境界。“几番”见爱梅情趣由来有素。接写“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进一步写采梅的动景，“不管清寒”见爱梅心切，“玉人”的出现，使佳人与红萼相映生辉，使人想起贺铸“玉人和月摘梅花”（《浣溪沙》）之句，境界更为高雅动人。“何逊”以下由回忆转回当今，南朝诗人何逊咏梅颇为有名，杜甫《和裴迪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前人早已以何逊爱梅相喻，这里白石以何逊自拟，言如今年事渐增，已减退了赋春风的文采才情。如此说对石湖含有自谦之意。“但怪得”两句笔锋再转，言想不到竹外梅花幽冷的芳香飘进华美的坐席，触发起自己的诗兴。上片由旧时的月下赏梅、与佳人凌寒采梅，说到如今年事日增、文采顿减、诗兴已淡，但到石湖梅园，承受花香熏沐，不禁幽情涌动。“香冷入瑶席”，妙笔生花，耐人寻味。

下片荡开笔力，先言江南水乡，月夜寂静，烘染氛围。次叹折梅寄远，无法送达，“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这里暗用陆凯折梅赠友的典故，言本想采摘一枝梅花寄赠心上人，可叹道路迢遥、大雪纷飞，无法寄达。摘梅寄远既不可能，唯有在席间把酒浇愁：“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这两句紧承“疏花”、“瑶席”而来，谓端起翠绿的酒杯，禁不住潸然泪下，面对默默不语的艳红梅花更加深了思念的情怀。以下“长记”二句由“相忆”生发。折回往昔“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这美好的一幕闪现眼前，与上文“唤起玉人”遥相呼应。折梅寄远无由达，举酒消愁愁愈深，追忆往昔难忘请，几经转折，而以梅花将谢，玉人难见收尾：“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片片吹尽，形容梅花凋谢，“几时见得”既叹花期匆迫，又隐喻伊人聚合难期，意味深长，情思绵绵不尽。全篇中诗人运用比兴寄托手法，句句不离梅花，但处处又借咏梅融入怀人的情思。以玉人映衬梅花，由赏梅念及玉人，忆昔与感今交错，咏梅与怀旧、寄慨融为一体，营造出清空高雅的画面。

对于这首词的高妙之处，后人给与很高的评价。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解析》中这样说到：“词虽咏梅而非敷衍梅花故实，盖寄身世之感于梅花，故其辞虽不离梅而又不黏着于梅。……此种写法，在技术上，合于诗人比兴之义，而以身世之感贯穿于咏梅之中，似咏梅而实非咏梅，非咏梅而句句与梅相关，用意空灵。”[11] 另外，唐圭璋在《唐宋词简析》中这样评价：“此首咏梅，无句非梅，无意不深，而托喻君国，感怀今昔，尤极宛转回环之妙。”[12]由此可见，姜夔比兴寄托手法运用之妙，同时也说明了比兴寄托手法在宋词中运用之娴熟，除姜夔之外，在其他词人的作品中都可找到很好的范例。

   综上所述，词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拓宽了词的表现范围，使词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沈祥龙《论词随笔》中指出：“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词中比兴手法的运用的原因，其一在于比兴手法的发展成熟。比兴本来是从《诗经》、《楚辞》以来的诗歌中常用的艺术手段，至晚唐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中又有所发展。李贺、李商隐诗运用比兴较多，而且时有寄托。宋词受晚唐诗影响较大，直接继承了这种艺术手段。于婉约词中，多用闺房、花草写伤春、伤别；于豪放词中，除用美人香草之外，又常常用怀古的形式以抒写怀抱，感慨当今。其二在于词本身的特性促成了比兴手法在词创作中的应用。从形式上来看，词宜于采用婉转曲折的笔法。为配合音乐的轻重缓急，词的句式富有长短变化，参差错落，形成一种起伏跌宕的韵致，更适宜于表达婉转曲折的感情。在字声方面，词的要求也更为复杂。李清照在《词论》中即指出：“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13]由于词体在艺术形式上的这种多样化要求，形成了词的曲折之美，而在作法上，则形成了词的特殊之处，易于用婉转的手法来表达。此外，词体的审美理想贵含蓄，与诗文的不以直抒胸臆为病是不同的。近人蔡嵩云《柯亭词论》指出：“词尚空灵，妙在不离不即，若离若即，故赋少而比兴多。令引近然，慢词亦然。曰比曰兴，多从反面侧面着笔。”[14]赋的直陈不可能造就“不离不即”的美感，只有借助比兴才能达到“若离若即”的效果。而词的狭深境界也非直陈铺叙所能够达到，需要“索物以托情”、“触物以起情”，也只有比兴能够胜任之。清刘熙载在《艺概》中就说：“词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事浅而情深。故没要紧语正是极要紧语，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15]所以，宋鲖阳居士早就以比兴析词，常州词派则更讲比兴寄托，在词中寻求楚骚之义。因为许多词确实只有应用比兴，才能参透本意，领悟词的深长意味。

参考书目：

[1].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

[2].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 2009

[3].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 1983

[5].叶嘉莹：《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台北大安出版社 1988

[6].朱士钊：《唐诗宋词鉴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叶嘉莹：《姜夔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 2001

[9].龙榆生：《词学十讲》，北京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