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与季羡林的“生死之交”

段奇清

 “生死之交”。此4字是2009年4月27日，季羡林在回顾与臧克家近60年的友谊时，饱含深情写下后，并被人收藏的。这里的“生”，是指两人对“生”的期许，或者说，相互对“生”的约定。

1972年，尚在湖北向阳湖干校的臧克家，“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这年8月1日，他在与季羡林重新联系上的第一封信里，便坚定地表示：“我坚决相信，我们还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点滴贡献。”季羡林在首封回信中也写道：“我决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总希望能竭尽自己的全力为社会主义做点事情。”在接下来的通信中，他们便相互期许，“要打起精神，再活上30年，为人民多做点事，多写点好诗。”这时，臧克家已是67岁，季羡林也有61岁。

“生的约定”，是要“为人民多做点事”。然而，事情并不能如他们所愿。“我非常害怕又恢复‘文革’前的情况，头衔挂了20多个，但无益于人民。我已下定决心 ，再也不干行政工作，甩掉一切乌纱帽。年纪渐渐老了起来，想干的事情多得很。”季羡林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复出后给臧克家写信时这样“大吐苦水”，并表示自己的心迹。

1984年3月，臧克家从报纸上得知，季羡林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为之高兴，立马给季羡林写信，向老友表示祝贺。随之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贺友人去职》的抒怀之作，文中写道：“一般情况是贺就职，祝升级，我为何反其道而行之？不知我者，或以为矫情，知情况者，便觉得其中有深意了。”臧克家这是祝贺老友从“重压”的“乌纱帽”解脱出来，能做对人民益处更多的事。

原来，在季羡林1978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时，臧克家就去信说：“听说你又荣任北大副校长，‘乌纱帽’多了，也压人。我觉得，你应以大半精力与时间搞点研究、翻译工作，就长远利益讲，这样功效大，因为非你莫办；而行政则别人亦可也。” 季羡林深以为然。

生的期许约定，不只是说说空话而已，而是以一颗与老友契合的心，实实在在为老友着想，并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老友去争取“无官一身轻”、他自己想要的时光。

季羡林说他们两人的友谊是“生死之交”，臧克家则曾写下：“老友老友，心中老有，意志契合，如足如手。”正是这种“心中老有”，让老友不再因有太多头衔而“苦不堪言”，不再一次又一次“累得病倒在床上”，“生的约定”也就能兑现如约。尽管他们在旧时代与“文革”中饱受坎坷与折磨，可在他们相互约定之后，臧克家活了32年，比约定还多活了2年，于2004年去世，享年99岁；季羡林比约定则多活了7年，在2009年架鹤仙游，得寿98岁。

“打起精神来活”，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上最深挚友谊的期许约定，其中蕴含着的神秘而伟大的力量。“为人民多做点事”，这意愿的契合，是两人友情最坚固的基石；“再活30年”之期许约定，更是让两人友谊的基石厚重而磅礴。为了约定，为了给社会多做贡献，而努力活着，两人终得耄耋之年，书写出了人间友谊佳话和生命奇迹……

发表于《做人与处世》2023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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