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男后来又费尽周折调到揭东梅岗中学, 因为他职称要晋升中学高级教师, 而龙砂初级中学是没有晋升中学高级教师的指标的, 只有到梅岗中学才有可能, 因为梅岗中学是曲溪镇的完全中学。

到了梅岗中学, 教学之余陈芳男积极在学校创办校刋。校刋办了两期, 因原校长退休, 校刋也就停办。但想有所作为的陈芳男, 追求、从事业余写作的决心没变……在梅岗中学五年, 因为家庭涉足民间集资, 故而“倒会”(即月零会, 传统的民间集资方式), 导致血本无归不说, 家庭还被碾压得四分五裂, 且遗患无穷无尽……正值天灾人祸降临之际, 陈芳男也被踢出梅岗中学, 又回到龙砂初级中学。

陈芳男后来追求创作, 当他即将退休的时刻, 回首往事,五、六十年竟也是弹指一挥间!可陈芳男总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事要做, 还有许多事没有做, 因为回头一看他的人生基本还没有什么建树啊!生活中实在有太多的无奈!岁月无情,人生真如白驹过隙!

陈芳男曾听一个朋友感叹:艰难的日子是度日如年,幸福的日子是度年如日。这话说的有道理。神话传说中有:山中（神仙住的地方）才数日,世上已几年。这两句话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其意思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陈芳男想: 我还是应该感谢这个社会,她毕竟给过我许多机会,至于我至今什么建树也没有,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把握好。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宿命。他回忆道: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生活赋予我的好像只有老老实实当一个农民的命, 但是,我却莫明其妙地当上了教师,而且一当看来必须当满三、四十年才能作罢。说实话,在未走上教坛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当教师；在当上教师之后,我也从未准备要教一辈子书,总想着什么时候能转行干点别的。我当时上学的心愿只想去读书,并非想当教师,而当教师则是后来别人给予我的安排。所以,我并不安心于当教师, 我心底最大的希望还是从文,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相信我从文要比从教的兴趣浓得多。总之,几十年来,我总希望能弃教从文,也曾经好几次为此而做过努力,但直到现在,弃教终不成,从文方面倒是勉勉强强终究只是成了地方基层上的一个业余作者而已。

我能当上教师, 后来又能成为地方上的业余作者, 想起来还是应该感谢我们这个社会, 是这个社会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现在也是。但最近我常常在思考命运这个问题, 命运这东西,还是客观存在的。人是有命运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你降生于什么时代、国家、民族、地域、家族,你有什么样的父母,这都是由不得你的客观因素。从你呱呱坠地开始,直至你离世之时,在冥冥之中,在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之中,总要遭遇许多人生的十字路口,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左右着后面你某一阶段的走向与沉浮,这就定下了你客观上的各种条件因素,这就是你的客观命运。客观命运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做有限的改变,这就要看你面对客观命运,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还是主动地积极地去努力了。而主宰着你何去何从的,就是你自己的性格, 也可以说,性格即命运。有什么样的性格,即有什么样的命运。所以说到底, 命运也是由个人自己所决定的。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性命过程。”（引自章诒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从这一点上说,我现在回首人生,也就心平气和,无怨无悔了,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性格缺陷,自己往往又是无能为力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农村（现在已升格为县城所在地了）的一个世代雇农的家庭。雇农,就是为别人耕种而赚一点养家糊口的口粮,所以,勤、俭是我家立家的根本。勤俭持家这样的字眼,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我们在墙头,门上随处可见,这也是那个时代立国的根本。勤、俭,从我懂事起,就根深蒂固地种植在我的头脑中了。

我认为,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或者一个未遇上什么好机会的人,他只要能真正坚守“勤、俭”这两个字,就是再难的日子,总还是能够把日子过下去的。

回首人生,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一个没很好把握住机遇的人,所以我只能坚守我们立家的传家宝——“勤、俭”,因为我必须把我的日子过下去。

我也是一个木讷寡言,不擅言辞的人,但这种性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环境的逼迫而形成的。

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曾被周围的大人们、同伴们津津乐道很会讲故事,所以我曾被推选上学校的故事会上去讲过故事；还有,我彼时如痴似狂地在搜集阅读连环画,还迷上了绘画。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我的作文曾被语文老师所称道；而阅读文学作品,也已成了我那时最执着追求的兴趣。

我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以后,十一岁时,我年仅不足三十岁的母亲不幸病逝了。母亲的过早逝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承担并经历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以后,我不仅失去了母爱,也失去了相对较美满幸福的家庭。而我在勉勉强强读完小学之后,也就彻底失学了。失学后,我的任务是接替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所遗留下的一切家务工作,比如挑水（一次要挑满一大水缸,路途不算近）,洗衣,包括补衣,切猪菜,煮猪食,喂猪,喂鸡,喂鹅,打扫牛舍,整理家中内务卫生,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做一天三餐饭（燃料是稻草或山草）,此外经常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给大面积的蔬菜浇水,上集卖菜,或上集购买东西等等。

我因偷看书（因为我父亲不允许我看书）常耽误了及时做饭,故而常遭父亲毒打,有时我与三个弟弟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口角甚至打架,父亲更不问青红皂白,首当其冲被打的也是我——就因为我是长子。

每次吃饭,兄弟们在饭桌上一说话,总被父亲严厉喝斥:鸟食麦,食糜（粥）配话。

我每次到井边挑水,到池边洗衣,在那清一色的姑娘、媳妇的人堆中,出现了我这么一个例外,首先总会引来所有目光的关注,继而送进耳膜的又是种种窃窃私议或叹息……我羞惭而自卑,却又无可奈何!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我与女性相处时总有羞惭而自卑这样的一种心理。在这种既缺乏母爱,而又在严父的高压管理下,我因此自卑、抑郁而缓缓地沉默寡言了。生活的沉重压力过早地压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身上。

干了二年家务工作以后,十四岁那年,我就开始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看来我的命运决定我只能子承父业老老实实当一个农民。我非常想读书,但我没法读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看着同龄人当上红卫兵,去革命大串连,而我,却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地里劳动,我对上天给我命运的安排沮丧至极。

一九七零年九月,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机会降临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到潮汕地区四处招兵买马,我于是报名参加了。但家里和生产大队都不同意,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八岁,却已是家中的一个主要劳力——我的下面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弟。

我不甘心于当一个农民,更不甘心于一辈子当一个农民——因为我对农民太了解了。虽然我只有十八岁,但一个农民三十岁的作为, 四十岁的作为, 五十岁的作为, 六十岁的作为,我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了。在生活里我虽已经受过些风风雨雨,但还未见过大世面, 我必须出去闯一闯,这或许能改变我的命运。

我决心已定,不可更改。我说服了祖母、说服了叔父、又请他们帮助我说服了父亲,然后又说服了生产大队的领导。没有这次海南（我所在的兵团在海南）之行,我只能把农民当到老——因为当兵体检我已过不了关,更绝对不可能当教师——村里的高中生一抓一大把,民师也绝对没有我的份。

我在海南又劳动了六年多,调过三个连队:二个是生产连队,一个是武装连,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割胶、苗圃芽接、基建、站岗放哨、拉练野营、割水稻、砍芭、开荒、种橡胶、种防风林、种花生、种菠萝、建茅屋、围海造田、参加清帐、代理连队出纳、当管理员……

一九七六年,我被推荐去上学读师范,成了文革中最末一届工农兵学员。九月,因为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及接下来的粉碎“四人帮”,所以一九七六这一届工农兵学员全部延至一九七七年春季才入学。

这二年师范中文专业,不仅改变了我后半生的职业——我成了一名教师,而且也满足了我少年时代对读书的饥渴；而更主要的是,从此以后,我可以光明正大地与自己心仪的书终生作伴了——少年时,我夜里利用休息时间读书,我父亲是严厉制止的,而村人则多加嘲讽。朋友们想想看,能与自己的所爱朝夕相处, 终生作伴,应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当然,我后来又成了一个基层的业余作者,马马虎虎也聊算成了参与写书的人了。

我的生日是在冬季里的十月二十二,写成汉字, “二十二” 读起来就是 “饿加饿” ——双重饥饿。我曾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说过: 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忍受着人生双重饥饿的折磨:物质的和精神的。这恰恰就是“饿加饿”的写照 。奇怪的是,不但我的出生日是“二十二”——“饿加饿”,我参加工作的日子也是“二十二” ——“饿加饿”。

后来我结婚之后,妻子曾请人为我算过命,当时算命先生断言,说我这辈子发不了财,存不下钱。妻子告诉我时,我当时心里自然不服气,当然更不相信。不过, 算命先生又说我出生的时辰八字好,遗憾的就是属于冬天,若在春夏就好了。看起来算命先生说的好像也有一点道理, 因为我的事实遭际确乎也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在我人生遭遇到的许许多多灾难与挫折中,每一次的最后总能碰上“贵人”相助而摆脱。

不过,“二十二”这个“饿加饿”必须是这样理解:前一个“饿” 指物质生活上比之他人则较为贫困,也即较落后或不足；后一个“饿” 指知识（精神）追求上的永远饥渴与不满足。我想我这辈子的命运就是如此,也只能如此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毕业离校,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我还想继续函授,但单位不批准——那时函授是有名额限制的,说函授名额要让给那些没学历的。

一九八四年九月,广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我得到消息后马上参加,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成为广东高等教育中文自学考试二千多个首届毕业生之一。一九八七年初,中大中文系通知取得中大中文自考的首届毕业生可以进校插班读本科。我错失了这次机会,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因为当时我的孩子还很小,家中实在离不开我。我后来又常常想,如果当时我去读中大中文本科插班生,肯定不会是后来我这个样子。世上没有后悔药,这也可能就是我的宿命。虽然没去中大插班读书,但我还是继续参加本科段的中文自考。

从一九八六年夏开始,除了自考以外,我集中其余的精力搞工作调动,我的目标是深圳。本来深圳市委里面有两个还算可以的属实权派的大人物在帮我, 但直至一九八八年夏尚未有着落,因我过于相信这件事的把握性了,所以忽略了一些细节问题,而糟糕的是,这期间我由于关注深圳,由此我又失去了另两次完全可以改变我的命运的机会:一是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弃教从文。一个好友推荐我调去另一国营农场的宣传科写材料,事情基本说妥了,而我却认为往深圳是百分之百,所以谢绝了。另一是,有人介绍推荐我去找当时海口市的一位副市长,我的要求是转行从文,但他说目前办不到,他叫我随便联系一所中学,手续可由他负责办。转行既不行,从教我又无意,又因为有深圳这档子事,所以我也放弃了。等到后来我回乡后遭遇了种种冷遇、打击与挫折之后, 我才知道放弃这二次机会, 是多么大的错误!但当时遮挡我的视线的,还是深圳那档子事,当然,如果调往深圳最后能落实,也就没什么可惜,但结局是赴深圳未能如愿,却阴错阳差地回到了故乡,这难道真的就是我的宿命?

一九八八年夏我在深圳顺路回乡探亲,顺便带回了一封给县长的信,这封信以极偶然的瞬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它简捷轻易得让人简直难以置信。苦求的千难万阻,捎带的却不费吹灰之力! 这莫非真的就是我的宿命?总之,我调回乡执教了。

人到中年,举家迁徙,我后来才明白,这正像一株本已根深叶茂的树木,在不该移植的季节移植,等过了保植期,服了水土,等长出新根绿叶,早已掉队、落伍永远跟不上原来的伙伴了。阳光雨露早已被同伴们分享得所剩无几了。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却就在最抑郁最焦虑的冷遇、打击与挫折中度过……特别是在我被人当做一个皮球踢得伤痕累累之后, 深圳方面传来消息:若当时不回乡,再等半年确定完全可往深圳。这难道就是冥冥中主宰着我的宿命?

“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见章诒和《斯人寂寞》）。我调回乡后,妻子的调动又拖了二年才办完。刚调回来二年,她却又下岗了。下岗的女人能干什么,只好去开杂货铺, 开杂货铺,一个人是不行的,这又把我拖苦了。倒不是我怕苦,但我自己的爱好与事业就只好忍痛割舍,而开铺,也就为我的家庭后来遭遇灭顶的重大灾难埋下了伏笔。

这期间,我还是见缝插针断断续续进行中文本科自考。拖至一九九四年上半年,才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的答辩,结束这拖了十年之久的自考史。

邓小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一手抓物质文明, 一手抓精神文明,要两手硬。我也希望尽量既抓住物质建设, 又抓住精神建设,可就是硬不起来。为了集资建房,为了安家,为了解决后顾之忧,生活把我拖累得疲惫不堪, 心中念想的文学我又只好忍痛割舍。

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在我已是四十四岁这一年,我才真正有时间坐下来追求我自小萌生心仪已久的文学创作,开始练笔并发表我稚嫩的文学习作。

当妻子把小铺转向另一风险投资之中,当我把一生的积蓄都投出去以后,二零零二年秋,一场民间金融风暴的突袭,使我们倾家荡产,一切顷刻间化为乌有,而且全家深陷于灭顶之灾中……

千金散尽,一筹莫展；只有对于文学的追求,我始终不离不弃。而且只有文学,伴我度过了这段人生最寂寞最孤独的时光, 伴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使我坚持着苟活了下来……

文学,又再次鼓起了我人生的风帆,是文学再次拯救了我,让我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正是有了这许许多多文友的支持与鼓励,才能使我走出困境,面向未来,在生活的泥沼中艰难而又坚强地前行……

从一九九六年下半年起至今,我已业余写出了二百多万字左右的作品。

自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我先后印刷了几部个人专著:包括一部诗集、一部论文随笔式的教学文集、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报告文学集、三部散文集等。

二零零五年,我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二零零七年,我当选为揭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期间又申报并通过了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的高级职称评审。

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 我受有关部门的委派,为揭阳市政协采写市政协常委卢钦文的先进事迹和中国玉都——阳美人的创业事迹。我也曾受市教育局有关部门的委托,组织并采写宣传先进名教师的事迹,并培植校园文学队伍及其作者。我还是应该感谢我们这个社会, 是这个社会给了我运用知识的机会。十年寒窗虽然苦,可我的知识毕竟还是派上了用场,能为社会奉献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微力,也是我回报于社会的职责。十年寒窗何所为,一朝货于国与家。所以一旦我的知识有人需要,我也是很高兴的。

以上这些,只能说明我在创作上有了一点基础,有了一个起点,而距离成功还很遥远。

说到我的创作兴趣,本在小说,但因才疏学浅,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写散文则数量多一些。评论是偶一为之, 这些也多是为了练笔；报告文学均是奉命而作,而诗词则非我之所长,因一段时间家庭处于乱离之中,触景伤情,不能不无所感,胸中有汹涌之情愫叩撞,而一时又无静心著述之定力,只好以诗的形式抒写下那些少组织,少故事,多梦幻,多憧憬的零片断诗了,借此保留住自己那点思想痕迹而已。诗本是代表极度灵感的。这些从我伤口中长出的诗,是我用来抚摸自己的伤口的。以诗代言的无奈,是对自己的一种痛苦激励。

现在对我前一阶段的业余创作做个小结,我是小说、散文、诗词、评论、报告文学不管什么体裁几乎都尝试过了,小说的短、中、长篇也都尝试过了。我想以后我的创作重点还是在小说,或者在长篇小说这方面,当然散文肯定还是要兼及的。我更希望在创作质量上能有较大的突破。虽然我知道这很难,这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左右的, 但希望毕竟只是希望。而我所能做的,只能凭我最大的努力去拼博去奋斗,其余的,就不是我考虑的范围了。

我在有生之年,将不遗余力,继续于文学上的创作,做努力的冲刺。

一个勉勉强强只上完小学的农家子弟,能够成为一个教师, 能够成为一个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能够成为一个受部分人尊重的业余写作者,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赐予我的,没有现在这个安定和谐的社会,不管个人怎样努力,这一切根本都是不可能的。我无怨无悔!感恩于社会。

千金散尽, 文学永存。

(引自牧童《我人生的几个十字路口》；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草、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删改定稿于枫江之阳)

 

陈芳男上文提到:“在我人生遭遇到的许许多多灾难与挫折中,每一次的最后总能碰上“贵人”相助而摆脱。”

陈芳男在申请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后, 认识了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杏元。二零零六年夏季, 王杏元推荐陈芳男为林晚霞修改一部自传体小说书稿。陈芳男在《〈烟霞传〉修改札记》中写道:

二零零六年夏季,中国南方的台风排着队刮来,暴雨下得史无前例,不但下得大，而且拉得长——在台风的影响下,一场接着一场鱼贯而来。端午节的前一天,上午我有满满当当的五节课(包括早读跟班),九时多课间下课时我回宿舍,竟意外地发现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揭东文联副主席黄月金先生坐在我的宿舍里。月金兄告诉我,定居在汕头的王杏元先生因打不通我的电话,所以打到他那里,要他转告我；月金兄同样也打不通我的电话——我的手机恰好没话费了。所以, 月金兄竟然打着雨伞,踩了十里路单车冒雨前来学校找我。月金兄吩咐我:今天一定要回一个电话给王杏元先生,他有急事找我。

王杏元先生找我主要是叫我为林晚霞修改一部六十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书稿(出版字数为七十七万八千字)；他说了修改意见,然后要我直接和林晚霞联系,商讨有关修改事宜；还嘱咐我,谈妥后一定要回一个电话给他。

端午节，林晚霞来到了我的宿舍,我接下了她的一大摞沉甸甸的书稿。

我看了前几章,产生了疑问,打电话问王杏元先生：这部书稿您看了多少? 王杏元先生说他虽然没有看完,但他却肯定地告诉我：书稿中有生活,有丰富的生活基础,可以开采。那就开采吧——文学要的就是生活嘛。

如果没有王杏元先生的提示和拍板, 如果没有一定的耐心, 初看这部书稿的人确实难以卒读。这正像一座矿山，里面虽有矿藏,但却被乱石杂草荆棘所掩蔽覆盖,要投放大量的劳力和工序,才能把有价值的矿石挖出来。

每次台风刮过,大雨下过之后,南方总是马上又进入高温炎热天气。这个暑假的前前后后,我就把全副精力投放在这座矿山之中,清理、挖掘出那些我认为可进行加工提炼的原矿石,准备提交给文学专家们去做鉴定。

这部书稿的作者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和心血,她多次对我说：这部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王杏元先生也自始至终关注牵挂着这件事,他再三再四嘱我,要认真做好这件事。

在此之前,揭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群先生也曾审阅过书稿,并且写出了详细的修改提纲,可惜我并没看到。

文学虽然需要生活,但有了生活还不等于就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若从规范化的语法角度去衡量,书稿的作者也可以说缺的偏偏就是驾驭语言的艺术,作者因受文化知识的局限,只能使用方言土语写作。虽是书稿,但其实就是方言土语的笔述。许多名著,虽然都有地方方言特色,但那是让人看得懂的方言——经过加工整理的书面语方言；但让人看后不知所云,甚至造成理解上的南辕北辙的口头俚语,则不能进入出版物的线性阅读之中。而这部书稿通篇均是口头土话俚语的直写与谐音的替代字,换句话说,如果按汉语(普通话)语法去规范,就是错别字漫山遍野,病句——语法错误、逻辑错误贯串全书始终。

话说回来, 作者仅仅在童年时读过二年半书,而在她已年过花甲之后,才来动手写出这叠遑遑六十多万字的书稿,这确实难为她了,她的精神与毅力也确实可嘉可叹!在方言的运用上,也大有可圈可点之处。

所以我做的工作——这项艰巨的修改工程,其中大量的劳动就是疏通文义,翻译俚语。比如原作者要表达“丢下妻子不管她 ” 这句话的意思,但她用潮汕土话直写成:“放妻归去了” ；比如要表达“她铺一领草席在埕上”,但却写成“她披领草席在埕上”；又如把“红肿”写成“发洪”；把“烂头烂额”写成“迷头迷额”；把“毫无办法”写成“极册”；把“住定”写成“站定”；把“不曾生病”写成“唔识乜事”；把“大人不注意都要饿死”写成“大人不知关都要饿死”；把“黄昏”写成“人面混了”；把“走吧”写成“内去”。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另外,不该省略的名词也被随意省略,如“深圳”被省略成“圳”,“广西”被省略成“西”；固定格式的成语也被随随便便改变字眼或语序等等。

还有诸如行文上有时第一人称,有时第三人称交替混乱；段落不明,标点不分等等。

有生活的事件,有生活基础的情节、生活细节,我都尽可能把它保留下来了；议论(或抒情)则被我删削得比较多,因为作者受文化学识的局限,立论既缺乏理论的高度,展开又缺乏理论的深度,再加上没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所以不是失于偏颇,偏激,就是陷于内在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迷津之中而难以自拔。

我尽可能保留作者的方言特色——当然这只能是相对的,也尽可能不加进我的东西；我的工作主要是翻译,疏通文义,贯通文意,把作者想要表述的意思尽量都把它表达出来,在必要与适当的地方做一些裁剪,加工、润色；至于错字病句,以及张冠李戴的, 南辕北辙的,却都是非改不可的；罗嗦,累赘,重复,杂乱无章的,也是非删不可的。有一些已被我删去,而作者还强烈要求要保留的段落或句子,我也只好尽量满足她的要求,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整部书稿不删不改的句子很少,许许多多章节我修改的红字和原稿中的黑字已经是平分秋色了。除了不用做大构思,改这部书稿,进度实实在在快不了,一天最多也只能改三四千字！既不能乱删,也不能乱留；既要观前,又要顾后。这确实是一项很吃力,却肯定是不讨好的工作,所以书中呈现出来的种种欠缺与不足,肯定还是相当多的。我衷心希望各界方家,希望真诚的热心的读者,能给予积极的批评指正, 以俟有可能再版时,做更好的修改、订正。把这项工作做完成, 也算我为作者完成了一个宿愿,更希望我的劳动不负王杏元先生之所托。(二零零六年国庆节前夕写于枫江之阳)

 

陈芳男在梅岗中学五年, 申报晋升中学高级教师三次, 均未获通过。这内中原因, 不是陈芳男实绩不够，据说是申报时间不对！

回到了龙砂初级中学的陈芳男, 后来据说又能晋升中学高级教师积称了。所以陈芳男又继续申报晋升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这一次(二零零六年秋季)终于顺利获得通过。

关于陈芳男申报晋升中学高级教师积称一事, 陈芳男当时的师范老师王慧英、肖震夫妇经常过问、关心, 并亲自打电话给陈芳男的同届同班同学时任潮州市教育局长的陈宏鑫, 吩咐他一定要帮陈芳男这个忙。这次潮州市教育局抽调人到省厅当高职评委, 刚好是语文组评委, 陈宏鑫交代他, 他在初评中就把结果反馈给陈宏鑫了, 当然陈宏鑫又及时反馈于陈芳男, 并说他终评就无能为力了。关键的“贵人”还是揭阳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李署强。李署强到省厅当评委, 许声建早就告诉陈芳男, 可陈芳男并没找李署强要他帮忙。而李署强在省厅看到陈芳男的档案, 于是他向终评委的人打了招呼, 结果, 十七位终评委全票一致通过。

陈芳男写过李署强的报告文学, 宣传过他的事迹。所以一有机会李署强是有心相报的。这就是上文提到:“在我(陈芳男)人生遭遇到的许许多多灾难与挫折中,每一次的最后总能碰上“贵人”相助而摆脱。”

二零二二年十月卅一日草、十一月十三日修订于无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