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赏:转帖:贺益明致陈镇朝同志的公开信(1)
(2009-04-10 15: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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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益明文学批评《人到中年》阿佬 |
分类: 纪实/杂文 |
奇文共赏:贺益明致陈镇朝同志的公开信(1)
镇朝同志:
贺主:
你的评论优劣俱指,可以见出你对我是真正关心的,衷心感谢!能指出小说的种种欠缺,于我以后的创作是大有促进的,我多少还有些自知之明!这部小说只是我创作理念上的一个尝试!我已原文贴在我的博客及揭阳新闻网文苑论坛评论版上!
祝好!
你的《致》的第一篇开首就把铁凝和郭展鹏的各一段话放在前面。作为语文老师,你可以颠覆写“致×××”的基本格式,可以没有称呼,可以如同你写小说随心所欲地安置人物和事件一样,随心所欲地引一些连你自已也不明白的话来壮胆。联系你的《疼》,这两段话除了能对《疼》提出尖锐批评之外,丝毫也帮不了它的忙。你的《致》是针对我关于“阿佬人物形象写砸了”的回应,因为我说了你可能将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原封不动地搬来了,于是你引出了铁凝的话:“再真实的小说也抵不上生活的真实;再荒诞的小说也抵不上生活的荒诞。我的有些小说看上去对生活不大恭敬,那实在是因为我期望着生活更神圣。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不容易才更动人,我企盼在各种各样的不容易之中给读者以希望,这希望也可以在表现失望中获得。”无疑,你是以铁凝自况了。不过,你若以为你从铁凝的这段话中找到了可以“将生活原封不动搬来”的支持,我只有哭笑不得,对此,我已无言!我只想提醒你读一下铁凝同一篇短文中的前面那几句话:“写作是不容易的,作家通过自己讲述的故事,不仅要让读者感受他们熟知的种种气息,还须有本领引导读者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发现和表述的一切陌生的熟悉。作家的理想应如同出色的捷克画家科普卡常常告诫的那样:‘如果人们在去画展的路上能看到更好的树,我画树又有什么意义呢?’”铁凝说的是作家的作品一定要高于生活,不要去画那些人人都熟悉的“树”,我在《社》中说你把生活原封不动地搬来,不正是指你画了很多毫无意义的“树”却没有画出高于生活的“树”吗?你何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你录的郭展鹏那段话如下:“我觉得,表现人性、哲学和伦理的小说属于一流小说,表现和反映时代和政治变革的应该属于二流小说,而那些只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的动人离奇的则应该归属到三流小说的行列。”你倒是不止一次大言不惭地称你的《疼》是写人性的(对此,我后面略有评述),如果没有读你的那本东西,我差不多都要为你倾倒了,因为“我友”居然写出了第一流的小说,中国文坛岂不要庆贺一颗新星的升起?不过且慢!鉴于你太敢于抬举自己了,我这里免不了先将三瓢冷水浇了:一、请不要谈什么“流”吧,《疼》其实只配到末流之外去“疼”的!二、既然你提到哲学,我倒是想起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三句话,顺便也赠给你:①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
在《致》中,围绕阿佬的形象问题,你非常不同意我的关于阿佬既不可爱、也不可敬、他的命运也不值得同情的说法。你还说:“我的创作意图并不是表现‘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有作为的老师形象’,所以,也就不会去围绕‘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有作为的老师形象’来选材 ”。为此,你几乎把《疼》中阿佬所有与学校以及教书相关的活动的文字都摘录出来了,你一句一句地质问我:这算不算有作为?能不能有作为?意思是阿佬的形象还不鲜明和可敬吗?我的回答仍然是:否!理由:一、作为一个长篇,主人公阿佬是一位老师,他在学校、在教学岗位上总共有多少活动,好在在《致》中你像卖肉人记数一样一条一条都拣了出来了,从字数上看,不到两千字。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单从数字上看,一部号称35万字的小说,写主人公阿佬的老师身份、写他作为老师在学校的活动,仅用了两千字,而你却又一遍一遍地宣称,你的主题是要表现社会对作为老师的阿佬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疼”,那怕这两千字是黄金铸的也无法担此重任吧(关于这两千字的拙劣,下文还会提及),如此南辕北辙,谈得上有什么清晰的创作思想和合理的人物形象吗?二、你说你的创作意图主要不是表现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有作为的老师形象,这一点无需你说明,可以这样立意。只是,写好教书育人和图解教师职业是两回事。把作为教师的主人公(主要)放在教学岗位和校园里来塑造是不可逾越的途径。作家赋予人物的职业或身份是作家把握人物、驾驭节情、写出“这一个”的重要依据,既然你为人物选择了某个身份,也就为人物选择了与此相一致的某个主要活动环境,离开作家自己预设的这个环境来写人物的作品,从来没有过(魔幻之类的小说或有例外),这是小说典型化原则所决定的,是常识中的常识,就像眼睛的位置会生在鼻子之上一样。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不能离开的只能是高尔基儿童教养院而不是夜总会,谌容的《人到中年》不能离开的只能是医院而不是咖啡厅。《人到中年》通过写陆文婷的敬业精神、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感情生活等,既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又揭示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不公,塑造了一个柔弱而坚强、深情而正直的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知识分子形象。毫无疑义,这个形象,只能扣紧陆文婷的医生身份去开掘应有的内涵。如果不写陆文婷坚持在医院任劳任怨、一心为患者忘我地工作,就无法体现她的忍辱负重,也引不起读者广泛的同情。而你笔下的阿佬身为老师,心不在学校,做生意,充当月兰会会头……如果说你爱他是因为他有你的影子,你又有什么理由强迫读者爱他,读者认的是普世价值,而不是偏见。你离开了这些,不是注定写砸了吗?谌容的写法决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一个创作的基本常识,没有任何一个可称为作家的作家,会愚蠢到将自己赋予给人物的身份弃置不用,也没有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可以违背这个基本常识。只有你,居然可以把“老师”当作一张标签,贴到一个叫阿佬的主人公身上。假若《疼》把写“老师”这两千字抽掉,把阿佬的“老师”标签改成医生、店员、木匠……不是仍然可以由作者一个劲地叫唤疼啊疼的吗?而真正的名作,不要说改换人物身份,那怕换掉其中一个细节都会遭到读者的反对。三、乃是你写出的客观效果明明白白摆着的。你列出的寥寥两千字根本动摇不了阿佬不可敬、不可爱、不值得同情的结论。(待续)
[我的回复见:不谈“阿佬”了 ——专致“我友”贺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