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世俗生活风情

——长篇小说《无法回避的疼》读后

贺益明

贺益明,江西萍乡人，历任揭阳市榕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揭阳市榕城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揭阳市榕城区文联主席，揭阳市文联副主席。现为揭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二级作家。定居深圳。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约100万字。出版《贺益明小说自选集》，《花甸屐痕》。主编《榕城区志》和《揭阳县志·1986-1991续编》。

镇朝电话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无法回避的疼》出版了，我很是为他高兴。他用速递将该书寄给我，并嘱我一个星期内为他写点评论。写评论非我所长，但文友如此相托，只好以最快的速度读完了这本小说，并写出了一些看法和想法，算是向镇朝交帐吧。说过这几句废话，当进入正题——

打开《无法回避的疼》（以下简称《疼》），我首先感到的是作者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粤东某新建县小老百姓的生存状况相当熟悉，有些片断写得也生动。小说中除了当了镇委书记的宁导颛和后来当了东兴县教育局局长的艾铭外，可以说都是些小人物。主人公阿佬和与他相关的一干人的“疼”，是社会转型期芸芸众生经历的兴奋、渴望、焦灼、浮躁的各种生存竞赛。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反映在小人物身上，那是纷乱错杂的合唱，五光十色的博弈，新潮和旧俗、守序和无序、成功和失意、升腾和沉沦、坚持和堕落、平静和压抑……都以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和震动力，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搅动着恩怨情仇，在调整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干预着和重组着人与人的关系。作者将《疼》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力图阐发他对这段生活的刻骨铭心的感触。具体点说，他是想通过对十万支票、相机事件、堵路风波、月兰会风潮等几个事件的铺陈，展开一幅世俗化生活的长卷。我想，这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他以这种构思和设想进入小说创作，自然就给读者带出了一串人物：阿佬，一个长期坚守着传统知识分子正统价值观念的人民教师，当目睹了许多黄锺毁弃、瓦釜齐鸣的不公，并经历了生活的教训、灵魂的撕裂之后，最后不自觉地被卷进了月兰会，成为了一个会头而饱受其苦；刻印佬，一贯善于钻营和善于投机，在转型期如鱼得水，甚至在月兰会倒会风潮中他也是少有几个没有受损失的人中的一个；蔡封刀，一个出卖苦力踩“鸡车”的人，在特定环境下展示了他的多重人格；小米，成千上万南下的“红粉兵团”中的一个，以姣好的模样作资本，周旋于从当地党政干部到贩夫走卒之间，被别人当筹码，同时也拿别人当筹码，在夹缝中用青春赌明天，最后却死在贪官的车轮下；鲍发，流氓恶少，在无序的社会生态下迅速发迹，以缺德为能事，却生活得相当滋润，最后又成为阶下之囚；宁导颛和艾铭，基层领导干部，新县初创，权力尤其逃避了监督，其胡作非为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之疼；鲍姣及艾氏三姐妹等会头，这一群人中鱼龙混杂，难以简单地以“好人”和“坏人”区分，他们中许多人最后离乡背井、流落他乡之疼，令人扼腕……在这些人中发生的诸如葛材的十万支票被盗，阿佬一家的蒙冤，以非法集资为特征的月兰会的失控，乃至发生震惊中外的堵路风波，都集中表现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疼”。

有了上面的这个主题，《疼》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很好的长篇，但是，我不得不说，作者的叙事没有很好完成这个主题，所以，在肯定作者成绩的同时，想更多地同作者探讨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

总起来说，作者构思这部小说过于感性，过于粗糙，即是说在占有了大量的素材的基础上，没有作深入的文学加工，读起来有似满地散珠，却缺了一条线将其串起来。这条线就是文学意义上的主脑，就是作品的生命线。

这种生命线的缺失，首先表现在结构上。在《疼》中，十万支票、相机事件、堵路风波、月兰会事件等几个大板块没有内在的关联，它们谁是主干，谁是大枝，谁是小枝，谁是叶冠，让人莫衷一是。虽然阿佬等几个人物从头到尾都在这些事件中活动，但这几个部分不是互为因果的，没有谁铺垫谁、谁是谁必然发展的结果的内在关系，更没有前浪向后浪推起高潮的必然性和连续性，读起来是几个孤立的篇章，而且每一个篇章的内在结构也是松散的，琐碎得好象是阿佬一家人散漫的日记。

其次，表现在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安排上。小说是写人的，人靠有血有肉的性格站起来和活起来，而站起来和活起来的依据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态度，是他们结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是以他们为中心而开展情节的矛盾冲突。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关系必是错综复杂的，事件必是盘根错节的，此事和彼事、此人和彼人，筋骨相连，命运相系，成为一个相生相依的系统；更重要的是，人物命运的发展推进的脉络，只有与作品所反映的或所干预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方向相一致的情况下，作品才具有成功的品格。然而，在《疼》中，一些人物命运的安排，游离主线，游离基本性格，显得突兀和随意。随便举点例子吧：小莲是主人公阿佬的初恋情人，但在第二部出现过之后便基本消失了，直到月兰会事件中，探望过阿佬一次，这次探望，没有读到双方的感情波澜，没有昔日恋人相见的心理画卷，这次本该是动人心魄的相见，却成了多余的笔墨。到小说的结尾，小莲突然以东兴县委纪委书记的身份出现，她成了向丈夫宣布“双规”的符号式人物。小莲三次跳跃式出现，说明作者安排人物的粗率和对人物性格塑造的忽视。萧白是阿佬的学生，在相机事件中以派出所警察的身份出现，他在参与审查阿佬时，居然可以对阿佬饿饭，所以，初次出场，萧白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不太光彩的。但是，后来，他却突然在一次伏击匪徒的任务中牺牲。这里，不是说牺牲的警察必然要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关键是，这次伏击任务与小说情节线无关连，作案歹徒此前和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和事件都没关系，作者让久不露面的萧白“跳”出来一死了之，这件上下不沾边的事也就完了。在一部作品中让一个人物死去，关系到作品的价值评判，它必定应该是情节发展的必然，而且往往发生在某个高潮的当口。作者莫名其妙安排萧白死去，就很难说不是创作上最忌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了。最让人费解的是对倪玉这个人物的描写。倪玉是阿佬的妻子，她为了一家的生活，经营一家小商店，在阿佬因相机事件蒙冤的时候，她忧愁得吃不下饭，她后来搞了一个月兰会也是阿佬同意并积极参与的，作品中关于她的情节，是与阿佬的情节基本上并行不悖的，是不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从作品的价值取向上说，既然阿佬是作者要着力维护的主人公形象，而夫妻的矛盾冲突在作品中又居于极其次要的地位，按说，只有把主人公的妻子设计成一个相濡以沫的正面形象才能完成创作上的设想，然而，作者却多次对倪玉加以负面评述和指摘，而且这些指摘只是出自阿佬之口或者作者的客观叙述，读者并没有从她的作为和行动中看到什么大的（有关创作宏旨的）错处，因而使得这个重要人物形象很苍白很模糊。更为关键的是，作者多次拿她的“不是”说事，使读者早就将此当作了情节发展的伏笔，预计主人公可能有一场婚变，而结果却不是如此。这样，前面的叙述，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对此我就很疑惑，作者在写作时是不是将一个艺术形象同生活中的某个原形搞混了。）通观全篇，只有一个次要人物是写得比较好的，那就是蔡封刀。蔡封刀是个踩“鸡车”的小人物，在海南岛时，他同阿佬结过怨；他也自私，也好色，有不少小毛病，但他仗义，见阿佬遇上了麻烦事，他不计前嫌，慷慨解囊相助；此后，阿佬又遇到月兰会的麻烦，唯一帮助过他的是蔡封刀；牵头搞海南场友聚会的也是蔡封刀。作者对蔡封刀的着墨不多，却让一个性格复杂的多面体的小人物立起来了。

那么，主要人物阿佬呢？可以说，这部小说最大的缺憾就在于阿佬形象的失败。主人公阿佬是一位老师，揣测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要树立一个既不是风云人物，也不是问题人物的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有作为的老师形象，是要塑造千千万万教师中平平凡凡的一个，但读过作品之后，阿佬既不可爱，也不可敬，他的命运也并不值得同情。因为他的为师之德，他的教学能力，他的人格魅力在小说中没有能得到充分展现，全篇围绕阿佬的情节交代几乎没有在如何教书育人中展开，小说的基本矛盾远离着学校，远离着教学，倒是用大量的篇幅写阿佬如何陷入相机事件中和月兰会等事件之中。这些缠绕在阿佬身上的基本情节，注定将一个人民教师的形象写砸了。

再其次，表现在如何驾驭题材，如何开展矛盾冲突的具体写作上。以月兰会事件为例，看得出，作者是熟悉这个事件的，而且是深有感触的。但深有感触是一回事，写好这个事件和艺术地再现这个事件又是一回事。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是，大量的对月兰会的技术性的解释，大量的关于倒会，关于扯皮，关于躲帐等等的浮光掠影，光是阿佬被各色人等大同小异的逼债，就不厌其烦地写了一宗又一宗。这些枯燥而雷同的描写，只是在事件的浅表层次上绕圈，显得苍白无力。

写什么和怎样写，虽属于作者创作自由的范畴，但创作有更多的不自由，这个“不自由”，指的是艺术层面和技术层面，是指必须进入真正的创作状态，站在应有的艺术高度。比如，你持的态度是批判的还是欣赏的，批判中是尖锐的还是温和的抑或揶揄讽刺的等等，而不论是批判还是欣赏，都要深入肌理，抓住本质，用丰富的形象思维交替地使用宏观和微观的手法，绘出一幅月兰会的画卷。遗憾的是，读者基本没有看到能称之为画卷的场景。

第四，表现在选材和剪裁上的凌乱和无章。作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天文地理、经济政治、三教九流，稗史传说，歌诀民谚等等，无不可以有机地融入其中为其增色，但是，必须血肉相融，而不是贴上去的一张皮。《疼》中不乏许多类似的穿插，例如，关于粤东闹元宵描写中引用的民俗描写和大段民间歌谣；风门古径何野云传说的铺陈；与戏剧家王金兆旅游牵出的关于峨眉山等地的描写等，可惜作者没有将这些东西用好，甚至与作品当时的情景和气氛相抵触。以小说快要结尾时阿佬一家游江南为例，在阿佬一家被人追债追得东躲西逃之际，在吃饭都要以酱油餸的困难情况下，他们一家不知从哪里冒出3500元去旅游。而到了南京之后，作者还大段地描写秦淮河和江南贡院的典故，读起来让人觉得与当时主人公的心境、小说的氛围是多么的不相称。所有这些，都只能解释为作者创作思想上的“乱”。

在读《疼》的过程中，我总觉得作者在占有了许多素材的情况下，失之于什么都不甘舍弃，整部作品，带有太多的原始材料的色彩。我甚至怀疑从相机事件到月兰会事件，作者是不是将亲身经历的或者是亲眼目睹了他人经历的这些事件原封不动地搬来了。这是一个关于什么是生活真实、什么是艺术真实的问题，对于一个文学作者来说，这个问题很浅，这里就用不着我来饶舌了。

陈镇朝是一个勤奋的人，是一个执着和爱学习的人，也是个有一定才华的人。《疼》是陈镇朝的第一部长篇，作为一个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到了人生极顶的中年人，以业余时间拿出一部35万字的长篇小说，必然有过惊人的坚守和执着的追求，付出的心血和艰辛是不言而喻的。对这样一个热烈地追求文学的人，按理我不忍心对《疼》说那一堆不是，然而，也正是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值得尊重的人，又不忍心说不负责任的话。我只想与作者和读者一起，坦诚地讨论作品的得失，并愿拜领各方教诲。若作者修改时从中能得到一丝半点有用的东西，于我就是一件高兴的事了。

                                                           3月23日急就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