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1998年底，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我从内蒙古画报社“调”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之所以“调”字打个引号，是这个工作调动是“空调”，是“diào”的调字，不是我们常用的空调，这个词现在没人懂，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现在早没“空调”这事了，固化在过去的年代。这个“空调”就是接收单位没有编制，你调过去不能正式入职，等于是“黑户”，也就是个临时工。我记得在内蒙古劳动人事厅办调动手续，那个管盖章的年轻人对我说，你要考虑好，我这个章盖下去，你的工作就没了。我太淡定冷静了，说你盖吧，没事的！后来有人打电话到原单位内蒙古画报社找我，接电话告诉这个人去了新华社的“二集体”了，这在当时是种贬斥和嘲讽。

让我来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是经理室主任张瑞生，这在分社是个管经营的部门。新华通讯社总社成立了“中国新闻发展公司”，各分社是分公司，我来分社就是到这个“内蒙古新闻发展公司”。我来了很清楚，分社分为“正式”和“临时”的两拨人，搞企业的全是编外人员，就是临时聘用，在那个体制还至上的年代，自然受人白眼。我3年多后离开，走后留下的同事们后来给了个“企业编”，这是新华社的内部企业编制，出去了就不认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新华社”我加了引号，凭体制内道貌岸然讲，我真不算在这个单位工作过。如果我说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过，新华社那时候“正经八百”端着的人，有的肯定撇嘴，认为我是吹大牛。

内蒙古画报美术编辑工作时

内蒙古画报工作时出差到北京

内蒙古画报工作时开会在庐山

内蒙古画报工作时与吉尔格楞在一起

到海南找工作在海南宾馆门前

内蒙古画报工作时与周克义在锡盟碱湖

1989年第一次到深圳在国贸旋转餐厅吃饭

我在内蒙古画报社当美术编辑不干了，宁肯辞职到新华社搞经营并非一时冲动，是理智充分思考后的选择。之前不久，我背着单位与两位朋友偷偷去海南找工作，那时海南刚建省，众多以为错过深圳发展机会的人，感觉不能再放过海南这个大好时机，我也是这个心态。可海南当时不过一夜间由地变省，除了换个招牌外，什么都还没准备，也沒什么变化，原地齐刷刷踏步，那有工作给你干呀！尤其是“感性”学科这一类到处没人要。这次海南之行最大收获，是了解到改革开放大潮己来临，不介入其中势必被淘汰。临走前去个旅社去看过琼州海峡认识的一位朋友，他也是从合肥群艺馆偷着来找工作。不巧他不在，旅社门口坐着位也在等人的湖南的余先生。聊天中他知道我来海南找工作，想加入经营赚钱的大潮，跟我说你想发财干嘛来海南，内蒙古你的人脉、资源最多，搞经营条件最优越。这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回来我马上决定“下海”，投身经济大潮。恰在此时，朋友说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成立了个搞经营的公司正招人，介绍我去见负责此事的分社经理室主任张瑞生。

新闻发展公司我是第一位入职者，办公地点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一楼右侧。分社的办公楼是过去蒙古国领事馆，建筑颇有欧式风格，当地俗称“小白楼”。紧接着几天内张永平来报到，再过几天贺鹏来入职，这两位是张主任介绍来的。有点意外有天来了位“不速之客”，刚从包头师专毕业的王俊文听说这招人，自己冒蒙找了过来。又过一段时间，家乡乌海的韩健君、张建平陆续过来投奔我。在这之后我又介绍张润清、杜毅到了这个公司。再往后老张主任离开内蒙古分社去海南等地工作，最后在内蒙古分社办理了退休手续。经理室主任换为张春生，小张主任介绍他的大学同学贾伟民加入公司，我当时搞经营的同事大概就是这些。在那个年代敢辞了公职不干了，跑到体制外来谋生，都是心怀大志，勇于刷新人生，不惜一切代价敢于冒险的人。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改变的机会，抓住抓不住就是你的事了。结果是原地踏步不动和奋斗成功两头的人最少，大部分人尝试了没跟上，浪打了一下就退回了。

幸运的是大家多数后来各奔东西，但始终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几位还有密切接触。这两位“老领导”几十年来一直与我有来有往，张春生主任先后两次到香港工作，现任《紫荆》杂志社总经理。我在深圳离的近，经常受到老领导业务上的关照，对我支持很大，我们早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每次回家乡都要请老张主任出来喝顿酒，叙叙旧聊聊天。张永平在新华社总经理室主任位置上退休，贺鹏写小小说很出名，王俊文曾任乌海市长助理。张建平在王志纲工作室及中国房地产报曾任高管，韩健君、张润清一直在内蒙古分社工作到退休，杜毅和贾伟民后来我不知去向。

我的人生经历新华社这段比较短促，也就三年多时间，也不那么“理直气壮”，1991年10月辞职离开时，依然沒有混到体制的“身份”。可回想起来，新华社工作的这一段带给我的视野、格局和平台最为宽广和高大，人脉资源也最为广泛。不用说，此番经历的积累对我帮助最大，尤其是结下一批真诚相待的好朋友，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