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中毕业，面临两个选择，是上高中，还是上山下乡，没犹豫决定了后者。我初中数学、物理、化学极差，不是差，完全放弃，一点也没学，次次考试画鸭蛋。再上高中，"理科"一点也接不上，还是瞎混。那时也找不到工作，不上学唯一的选择就是下乡。我在班上是团支部书记，奇怪吧，学习这么差，还是班干部。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我好孬还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课学的不错，还喜欢画画，当时这种情况，还算好学生。快毕业时还是文革时期，人们头脑很"革命"，我这个"团干部"，一腔热血，当然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上山下乡啦!

下乡的地方不远，距市中心大概几十公里左右，是个名叫拉僧庙的国营农场。这个拉僧庙原建在离农场不远的一个山腰上，有点历史了，所在这个区域也顺势叫拉僧庙。小时候路经见过这个庙，文革中被拆毁了。我下乡插的是农场二队，就在黄河边上，记忆中黄河河岸很高，河水在沟壑下缓缓流淌。我是队里第二批知青，叫"批"不太确切，就我一个人。前边己有两姐妹来了一段时间了。刚来安排我与大队会计同住一坑，会计是个老男人，胖乎乎的，据说还没娶过老婆。来的那天中午，会计给我做面条吃，在贫困的年代，这是顿好饭，尽管我很饿，但还是哎紧牙关，找理由一口没吃。扞面时这老汉经常用手去擦鼻涕，擦过不洗手，照扞面不误，这让我受不了。队里陆续来了一些女知青，有八、九个，有几个还是初中一个学校的同学，其中有娜布庆花、冯忠琴等。有一天收工后，队里在会计屋里开会，我没地呆，只好躲到女知青屋里，这是农民家的一间大房，大通铺睡七、八个人，恰好这天是星期曰，只剩一位年纪最大的李性知青，其余的人都回城了。会开的天都黑了，窜过去几次打探都没散。这边的女知青又是洗头，又是铺床，劝我别着急着回，多呆一会，最后会一散，我马上就逃了。那时十七岁，年代又单纯，什么都不懂，也许是"不解风情"，也许是本来什么都没有。过了不久，专为知青盖得砖瓦房好了，就在黄河边上，大家全搬到一起，这时候又来几个男知青，都是我初中同学，尹苏生、王新虎等。我和尹苏生住一个房间，他家族传统是不能碰任何动物肉类，连鸡蛋都不能吃，一吃就恶心呕吐。刚离开农场时与尹苏生还有点来往，后来他当了市百货公司经理，打电话给他很冷淡，自此就不联系了。知青自己有了伙房，队里指派一个"二老板"给做饭，吃得很差，全是玉米面，做的也不干净。反映给队里的白支书，说你们到农村，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哦哦，伙食不卫生，也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呀。村里的老乡家杀猪，请我去吃烩菜，肉片切的好大，有一个指头厚。看到老乡家的炕，用水泥抹的溜光，什么也不铺。但炕中间有个大坑，百思不得其解。等烩菜好了，女主人将烩菜连锅端到那个坑里，才明白怎么回事。大家盘腿围坐在大锅四周，吃"大锅菜"。我下乡时不管再苦再累，一直坚持画素描写生和速写，农村的人物形象很生动。有次画了个小媳妇肖像，第二天哭着来找我，要撕了这幅画，说我把她的"魂"画走了，这让我哭笑不得。

农场开知青代表大会，可能我“根红苗正"，又在学校当过团干部，选了我当农场团委副书记，知青副大队长。那时我还干得真起劲，往地里担粪，一担就是一天，晚上肩膀肿的老高。两个人搬得动的石头，放到我肩膀上，往几人高的大坝上背，汗如雨下，迈一步都极其艰难。寒冬数九，早晨四、五点起来，跟着拖拉机拉石头，都快冻成冰棍了……诸如此类，干过不少又累又苦的农活。在农场我结识了在三队下乡的任保顺，他在拉僧庙中学毕业，也喜欢画画。从那时起我们成了一生最好的朋友，20年来一直合伙在做事……

在农场干了有半年多，我一位中学老师，在一个中学当了教导主任，把我从农场"借"去当美术老师，自此离开农场……这段经历虽短暂、急促，却是我人生最艰辛，最劳苦的日子，留下了农村一些亲身体验，知道了真正吃苦是怎么回事……很多年后，朋友开车带我回农场看了看，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知青住得那栋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