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内地出差，在接待宴上我都犯愁。宴席主人首先祝欢迎词，然后主要陪客再按地位高低，年龄大小依次“造句”。每个人都能讲得一套一套的如行云流水和华美乐章，说得多的半个钟都会有。要多热情有多热情，要多贴切有多贴切，而且能滴水不漏地关照到在座每一位的相互关系和情绪，正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之所以犯愁，就是出于礼貌和餐桌的游戏规则总要轮到我要讲，可我在这种时候嘴笨的要命，站起来连三句话以上可能都说不出来，至多能讲个感谢，再都以“欢迎到深圳”快速收尾。在深圳一晃已快呆了20年，这地方讲求效益为一切，习惯简单从事，酒宴同样痛快利落，时间很短。宾主应酬话语非常简单，长久下来弄得我在酒桌上早就不会说应酬一类的话了。

    最近看陈丹青在《凤凰周刊》一篇访问，他近十年在全国许多大学演讲，下面递上条子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题说话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初时他很奇怪，后来明白了，中国这种大一统体制的教育方式，自然培养出“众口一辞”的说话腔调——不外是官腔、行政腔、文艺腔，内地酒桌上说得应酬话也是这种腔调的一贯执行。象我这样的人离开体制多年，远离官场的语境，变得这时“哑口无言”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平时说话的“腔调”，是不是也没脱离国人完全一致的“发声”，我当然也不可避免是举国大一统教育蕴育下得“蛋”。

    某次出差到北方，被朋友“拼台”到一个场合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我请你你没时间要请别人，你不来又不行，一了解双方或多方要请的人都不多，商量一下没什么忌讳就都凑到一起了。这种酒宴主题多话语多，相互都拉扯上要介绍认识，要讲讲各路关系的来龙去脉。起立敬酒次数频繁，祝酒辞轮流说得没完没了。不过在这种场合我却相反感到轻松一些，因为不是主宾，也没有主宾，被专注的时候不多，应酬的压力不大，反而吃东西很随意。特别是另一路数宾客正“闹腾”喝酒的时候，就更没有人在意你。这次有位客人向主人回敬酒时至少讲了半个小时，从他小时候与招待方的友情说到现在，语气完全是单位开会时领导讲话的调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兄已官场二线了，场面上说话的机会再也不多，在这“过把瘾”。

    在酒桌最怕碰到喝多了的“车轱辘”话，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就那几句话，不到最后散场绝不停止。搞得你真是麻里麻烦，不理不是理更闹心，心力交瘁。也很痛苦碰到爱讲“大道理”的人慷慨陈词，把宴席当了讲堂，搞得吃饭有些象出来开会很不轻松。生活中充满了误会，本来某个人某件事做得最糟，比如有位朋友的太太做菜实际很难吃，但被请到家里的客人出于礼貌都会称赞“菜做得很好”，这位太太信以为真下招呼客人的次数更勤了。中国又是个很奇怪的国家，许许多多的事，所有人都明白是假的，却又无一人点破。象有人站在台上讲话，讲和听的人都知道是说假话，但绝无人挑明这是件“皇帝的新衣”。

    有位熟悉的哥们，每次与他在一起吃饭，总少不了听他情绪高昂地“演说”一番，相比之我现在却话语不多，他很奇怪我这种变化，实际上我真得不会在酒桌上讲话了，更不喜欢自己也没逃掉的“中国腔”。

    我总结在酒桌上见到“一生只见一次的人”的次数最多。对于永远要擦肩而过的人大可不必在意。想到这些酒桌上的话语言谈怎样讲也没多大所谓，不过是时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