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经常谈翻译要做到信、达、雅，这里“信”指不悖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符合文章本身意蕴，简明优雅。其中信被认为是基本守则，在翻译界有共识，对于达和雅（尤其是雅）可能还有一些争议。

李银河说要为冯唐译《飞鸟集》遭恶评出来讲两句公道话，她说的第一点就是：这个译本“信”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雅”上面。但这是一句极其不负责任的话，因为冯唐译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雅”，而就是“信”，即存在随意增删甚至篡改原文的现象。

这方面的例子在冯译中很常见，为简便起见，我不另外选择了，直接用李银河举的个案来说明。其中争议最大的这首，我在网上搜到了其他人的译本，转录如下，大家可以来看看其中的区别：

The world puts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as one song，as one kiss of eternal.

郑振铎译：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

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钟书峰译：

宇宙取下它那浩瀚的面具交给恋人，

变得小如一支歌，小如一永恒之吻。

吴岩译：

世界面对它的情人，脱下了他广大的面具。

世界便变小了，小得像一支歌，像永恒的一吻。

徐翰林译：

世界对着爱人，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一个永恒的吻。

白开元译：

世界面对它所爱的人，摘下它其大无比的面具。

随后它变得小如一首情歌，小似一个永恒之吻。

冯唐译：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

纤细如诗行。

对照各家译法，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其中最忠实于原作的是钟书峰，他把原文里“将面具交给恋人”这层意思表达了出来，但这点即使省略，也不影响到大意，所以可说基本上都做到了“信”。然而冯唐与别人不同，他将“puts off mask”译为“解开裤裆”，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将后面两句也进行修改，一是顺序上颠倒，二是“小如一首歌”不见了，变成“纤细如诗行”。

这是很明显的对原文篡改，这样一来不但内容变了，意境也随之发生改变。世界从卸下伪装对情人表达内心的爱意，变成解开裤子要跟情人做爱。这样的翻译要说是“信”，在翻译界恐怕就没有不“信”的说法了。说冯唐的译作逾越了翻译的底线，根本原因在于此，而不是李银河说的不够“雅”。

李银河对冯唐的误译视而不见，以“没有问题”一言蔽之，随即扯到对冯唐写作风格的欣赏，赞其生命力强烈、很有趣，进而偷换概念、转移焦点暗指那些不能接受的人是在“反性禁欲”，这就迹近于诡辩了。就这点而言，李银河逾越了评论家的底线，可能是其被众多网友讥讽嘲笑的原因之一。

人各有审美偏好，喜欢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没有错，即使说从自己的眼光来看，某某是中文界内第一人，都没有问题。毕竟冯唐的译作也并非全无是处，有些在修辞上还胜过了郑译本，这点不必否认，甚至可以大力肯定。例如下面这个例子，冯唐的译本也基本忠实于原作，用语上更为简洁，“斟满”相对“倒在”也更具诗意一些。

The clouds fillthe watercups of the river，hiding themselvesin the distant hills.

郑振铎译：

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

它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

冯唐译：

云把河的水杯斟满

躲进远山

然而冯唐的译作存在明显的、有意的误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做出客观的判断。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要发出疑问。泰戈尔的英文诗简洁明了，并不难懂，难道我泱泱大国就没有人才了吗，真的看不出冯唐的译作有误？这当然不可能，还不用请有关专家审稿，过了英语四级的编辑自己就能看出来。为什么通过这样的稿件，可能就要从出版界自身的问题去考虑了。

在当下，很大程度上被资本所左右的出版机构，第一要顾虑的是安全，比如不能出现政治问题，其次是销路，需要赢利。出版名人的作品在销路上有一定保证，这可能是编辑不惜用最高稿酬来约稿的动机。为什么选冯唐也很有意思，他的风格与泰戈尔相去甚远，但这大概是编辑刻意想要制造的效果，或者他如李银河一样对冯唐有所偏好。总之，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为了要获奖。

其实李银河评论冯唐，也不全是睁眼说瞎话，比如她指出冯唐对押韵的偏执毫无必要，说他“为了押韵竟不惜用可恶的网络新词，真是得不偿失”。这点在诗歌界也有共识，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写诗，就曾说过平仄不重要，并进一步阐释道：“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李银河自己不写诗，但这意思大概是懂的，只是她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冯唐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翻译。所谓立意也不应该是表达自己的意思，展示自我的风格，而是要通过翻译来传达原诗的意境。也就是说，即使译诗在文采上胜出，但与原意不符，仍然是不合格的译作。更何况冯唐努力的方向更多是词句雕琢，偏离了“功夫在诗外”的真谛。

但这大概是冯唐难以逾越的障碍，他的人生阅历太浅（这点见仁见智），性格又过于傲慢。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有所得，但这感悟大多是转瞬即逝，他做不到放下身段来把握这一刻。他更擅长表达自己（尽管还欠缺内涵），而不是理解他人。一言以蔽之，他缺乏做译者的基本素质。这并非是他英语水平差，而是共情能力匮乏所致。

对于有一定文字天赋的作家而言，傲慢和偏见是最大的缺陷，它会阻碍一个作家的继续成长，使其停滞在某个时期踌躇不前。从这个角度来说，观众的吐槽、出版商的退却，都对冯唐的打击不大，反而是李银河这样蛮横的夸赞可能伤害到他，因为它会助长这种不成熟的思维模式，而不是促使其反思和改进。

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骂杀与捧杀》一文，其中谈到：“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里鲁迅拿来举例的正好是泰戈尔，“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看到这里我简直要哈哈哈了，这是多么巧合的一件事呢！

然则泰戈尔到了今天也还是经典，至于冯唐的译作，到底能不能算上经典？我比较赞同他本人的意见，那就是“时间会说话，作品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