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在危机中重新归位
(2016-05-01 22:52:28)历史不可假设。如果当时这一设想(小车)付诸实施,大树底下还有小草吗?今天大众终于摔醒了,但通用和丰田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前面。表面强大的大众在“尾气门”和作弊事件面前深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不得不反思。首先在华收回“Das Auto”广告语,其次是改写“唯大众”为“为大众”,再是发布在中国研发“经济型车”的决定。从这样的角度看大众,既有态度的转变,也有计划的实施。重要的是有兑现中国市场的时间表和承诺。
大众在危机中重新归位
撰文/颜光明
谁都清楚,真正主宰市场的不是高端车型,而是低端车型的普及。所谓“得小车者得天下”就是这个理。即以强大的体系能力出击市场,试图掌控、引导消费,构建文化和价值观输出的战略平台。这无论是大众本身,还是通用和丰田,无疑都是靠小车发迹,独霸一方,实现战略意图。通常又都是在文化上暗自角力,问鼎市场,确立超出行业范畴为目标的社会地位之争。
如果说以往和当下的汽车竞争还是产品竞争的话,那么小车竞争就决不是产品竞争那么简单,而是标志着汽车文化竞争的时代终于来了。
为什么说大众进军经济型车是改变市场格局的战略?
如果我们回顾朗逸成功的经验就不难发现,大众在这个品牌上的试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不仅尝到了甜头,而且了解到了中国市场的真实需求,为“经济型车”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正如海兹曼所说,“我们预计在今后几年,三线到五线城市的经济型车市场会进一步扩大,而且其中包括不同尺寸的经济型车。”他表示,“我相信,这个项目能很好地发挥我们的优势,并能充分运用我们在过去所积累的经验。”
对于大众在华开发更加本土化的下层车型以满足最大公约数的需求,表面看是为了扩大市场基盘,实际上是以此释放在全国兴建的生产基地的产能才是关键。如果从行业的角度看,通用在中国的崛起不就是这样的思路?借助“全面理想轿车”的概念实施文化营销成效显著。再从实战案例来看,上汽通用五菱年销200万辆足以说明了一切。必须指出的是,好销的产品并非是好产品,而好产品并非市场销产品。但是,前提必须有好的概念和网络支撑体系才行。再看丰田,近年来再三强调在华的“小车战略”,并当作决胜市场的法宝来对待,在“质量型”市场上开始精耕细作,并提出“年轮经营”的思路,摆脱竞争的纠缠,走自己的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在集团年会上透露在华进军“经济型车”的决定显然并非偶然,而以每年投入巨资的决心,从本土化研发打开缺口(不仅是“经济型车”,还有新能源汽车等技术的研发),在小车上发力,重新归位。
众所周知,大众起家于甲壳虫,最终把这款小车物化为全民首选车型,成为享誉世界的国民车之一,以至于演化为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的代表,被国际车坛视为“神车”之一。但相较之下,谁也都没有抵达到它作为精神符号的高度(溶化于民族的血液里)。既便是在本土早就不生产了,却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高尔夫身上得到了传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了与时代同步的又一个“神话”。
无数案例证明,小车竞争才是汽车业真正竞争的开始。海兹曼对“经济型车”情有独钟显然不是他个人的判断,而是大众集团进行反思之后做出的新的战略决策,尤其是对于大众中最为重要的中国市场具有现实意义。他对未来“经济型车”市场的自信除了有技术和产品的保证之外,关键是强调了“本土化”这三个字。不要忘了作为竞争对手的丰田已经先行了一步(双擎战略)抄了大众的后路,同时又在前瞻性市场上腾出了更大能量的释放空间。
对此,大众深感威胁已远不止这些。作为文化载体的小车,从来就不是以廉价作为手段,而是以体系竞争为前提的品牌文化认同重构用户忠诚度为目标,就像高尔夫在德国市场难以撼动的第一品牌那样。
大众“经济型车”概念,绝不是形态上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早在十七前(大众集团向耿昭杰赠送一辆宝来残障车仪式上),耿昭杰就向皮尔希提出过一汽大众想生产售价6万元左右的家轿设想。皮尔希当场就表示不可能。但这位在甲壳虫思维熏陶下的汽车内行心里立即明白这是个超出汽车思维的设想。他迅速做出反应,回答耿,可以,而且非常坚定的表示认同。不过,他说,前提必须年产销100万辆。
历史不可假设。如果当时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大树底下还有小草吗?今天大众终于摔醒了,但通用和丰田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前面。表面强大的大众在“尾气门”和作弊事件面前深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不得不反思。首先在华收回“Das Auto”广告语,其次是改写“唯大众”为“为大众”,再是发布在中国研发“经济型车”的决定。从这样的角度看大众,既有态度的转变,也有计划的实施。重要的是有兑现中国市场的时间表和承诺。
对此,大众在危机中重新归位。表现出不失为一个伟大公司的反省能力和勇于纠错的担当,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自信。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推迟的大众年会,还是海兹曼的采访,都能看到大众在痛醒中。
2016年4月28日采访于狼堡
写于4月30日法兰克福-北京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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