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
文艺为市场而庸俗化值得担忧

　　■新快报记者  安石榴

　　非马是较早与大陆进行交流的台湾诗人之一，对华文诗坛的沟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美国，他的双语诗创作也赢得了高度的赞誉，被美国评论家列为芝加哥诗歌史上十位值得收藏的诗人之一。作为一位原籍广东的国际性诗人和艺术家，他与广东的作家诗人素有交往和交流，并认为广东的媒体相对自由和开放，而一个作家保持“在野”的立场，至少不会失掉说真话的勇气。

　　人物介绍：

　　非马，原名马为义， 1936年生于台湾台中市，在原籍广东潮阳度过童年。1961年从台湾到美国留学,获马开大学机械硕士及威斯康辛大学核工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事核能发电、能源与环境研究工作多年。曾任美国伊利诺州诗人协会会长。著有中英文诗集《非马集》、《非马的诗》、《在天地之间》等16种，散文集《凡心动了》及译著《让盛宴开始———我喜爱的英文诗》等多种，主编《朦胧诗选》、《台湾现代诗四十家》及《台湾现代诗选》等。近年并从事绘画与雕塑创作，在芝加哥及北京举办了多次个展与合展。现居芝加哥。

　　一个作家最好保持“在野”的立场

　　广东的媒体相对自由和开放

　　新快报（以下简称“新”）：非马先生，我知道您的原籍在广东，而我最早知道的您是台湾的诗人，后来您又到了美国，现在您除了在诗歌方面保持着影响力之外，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也享有声望，请问这样的跨越国界和艺术跨界的状态，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非马（以下简称“非”）： 谢谢你的访问。黄永玉先生在为我的散文集《凡心动了》（花城出版社，2005年）写的序里曾说过这样的话： “非马是个奇人，是个写诗写散文的非马，又是个原子物理学家的马为义，还是个做雕塑和画画的美术家，这就似乎是企图抢掠多类行当饭碗的剪径强人了；一个充满怜悯心的强人。”其实我一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我的科技本行工作为我提供了足够的生活条件，让我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过着自己喜欢的青菜豆腐般的恬淡生活，随性之所之，做自己喜欢的事。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幸福更让我满足感恩的生活了，当然不会有什么野心去抢夺别人的饭碗。当年我在台湾选择念工程，虽然不久便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那里，但当时的大专学制相当死板，一旦进去就出不来，所以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尽力把书念好，同时利用闲暇写诗作为调剂。后来涉足绘画与雕塑，则纯属偶然，一方面是自己一向对它们有兴趣，同时也是因为发现各种艺术虽然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精神上却是相通的，可相补互惠。当语言文字在一些感情面前吞吞吐吐甚至保持缄默的时候，绘画与雕塑便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与途径。

　　也许是流徙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后果，我常感到自己成了多方面的“边缘人”。本省与外省、台湾与大陆、国内与海外、中国与美国、东方与西方、中文与英文、创作与翻译、传统与现代、学院与民间、主流与非主流、科学与文学、文学与艺术、纸上与网上等等，我都沾上一点边，也多少被接纳受欢迎，却都不被视为圈内人。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在台湾诗坛上，由于我是标榜乡土精神的《笠诗社》唯一的外省籍同人，本省诗人可能把我归类为外省诗人，而外省诗人却把我当成本省诗人。我有时候想，如哪个圈子里真有什么“羹”可分时，大概不太可能轮到我这个身在海外、处于边缘地带、有时还会被认为是属于对方圈子的人吧？但这种“边缘人”的身份是我自己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怪不得别人。而我似乎也安于这样的安排。它让我较不封闭也较不偏激，能保持一种客观与超然的态度。同时我也觉得一个作家最好是保持“在野”的立场，一旦“在朝”或成了主流，便有可能会因要保有既得的地位与利益而瞻前顾后，失掉了说真话的勇气。而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艺术这东西，特别是诗，脆弱无比，在制作过程中，只要有了杂念或俗念，随时都有爆裂粉碎的可能。

　　广东的媒体相对自由和开放

　　新：在国内，广东的媒体在运作模式、内容机制，包括力度和深度各方面上均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也促成了一些社会、文化等事件得到更大程度的公开、公平和进步，例如众所周知的“孙志刚事件”，您认为这样的媒体作用对文化有什么促进？还需要作出怎样的努力？又需要向哪一个方向去特别加强？

　　非: 我深切感到，没有健康的媒体，绝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更不可能有健康富强持久的国家。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媒体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到每个人。没有舆论的积极反映，政府不可能知道人民的需求，制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或推行是否有偏差。特别是贪污腐化、官商勾结等黑暗现象，需要媒体炯炯的监视以及不懈的挖掘与揭发，进而不断过滤经常澄清。最近几年我有个感觉，国内的媒体似乎越来越保守胆小怕事，这可能同网络监控的日渐严密有关，一个稍为敏感的字眼，便可能导致一个网站论坛被封闭。有些编辑为了自保而抱着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有时便达到了可笑的程度。不久前我收到一位杂志编辑的信，想引用我个人网站上一篇写我在新加坡参加一个环境与文学会议的文章，但他问我能不能把文中的“一位中国作家”改成“一位作家”，把“中国”两字去掉？我猜大概就是因为怕引起敏感或惹上麻烦，虽然文章里没提到这位中国作家的名字，也没有丝毫褒贬的意思。如此神经紧张的编辑，我们如何能期望他成为人民的口舌？

　　在这方面，我知道广东的媒体要好得多。一方面可能是天高皇帝远，但接近自由度较高、资讯较开放的香港可能也是原因。像你提到的“孙志刚事件”便是个好例子。但有时我不免会想，如果孙志刚不是一个有好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而是一个不识字的无业游民，媒体会不会给予同样的关注与报道？因为我清楚记得我在上世纪末所写的一篇题为《难兄难弟》的随笔，在文末所说的那段话：“几年前上海有一个大学研究生受骗卖给山东郓县一位农民当妻子，被蹂躏多年后才被发现救出。对于一个大学研究生居然那么容易受骗，受骗之后也没有最起码的法律知识去自保或求援，相信每个人读了都会忍不住摇头叹息。……大概在同一个时候，我在海外版的中文报上读到一则来自台湾的报道。一位民意代表驾车到一个警务机关参加庆典，出来时发现车窗上夹了张纸条。打开一看，赫然是有眼不识泰山的警察，为他那部停在‘不准停车’牌子下的车子开的罚单，不禁勃然大怒，马上找警察主管理论。结果是警察主管一笑撕罚单，并再三向这位贵宾道歉。这富有人情味的一幕被记者先生看到了，大为感动，忍不住沾沾自喜地向海外的华人宣扬一番。他完全没想到，这种知法犯法的特权行为，正是导致社会公信力低落的原因。他当然更没想到，他自己本身所应负起的舆论职责。”

　　与广东的作家诗人素有结交

　　新：广东在近三十年来受港台的流行文化渗透较大，近些年，更有不少港台艺人被邀请来广州做各种节目的嘉宾，而实际上港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并没有带进来，您认为这是一种娱乐或者市场的需要吗？

　　非：文化的庸俗化似乎是全球的趋势与普遍现象。但在美国，似乎永远有那么一批人，即使只是极少数，在那里严肃认真地看待文化事业并毕生为之付出心血做出努力。如果连文学艺术也为了市场需要而庸俗化，甚至带动大众一起走向庸俗，便值得担忧了。如何提高大众娱乐节目的内容与水准，同时让文学艺术保持严肃认真却不高高在上拒人于门外，是值得所有文化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新：谈谈诗歌吧，广东的诗歌及诗人在国内相当活跃，尤其是自办的诗刊较多，您跟广东的诗人有往来吗？您有关注到广东的哪些诗人、刊物或者活动？您认为广东的诗歌创作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和挖掘？

　　非：1987年我曾同几位美国华裔作家到深圳大学参加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世纪90年代初又到汕头大学参加第一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结识了一些广东的文友诗友，之后也同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广州、佛山、深圳和汕头等地的一些报刊曾刊载过我的作品，《中西诗歌》也发表过我的一些双语诗及译诗，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几本书，包括我编选的台湾诗选以及我自己的诗选和散文集等，但很惭愧我对广东诗坛的了解实在很有限。

　　这些年来同我交往比较密切或我比较关注的诗人有广州的郑玲陈善埙伉俪和黄礼孩、杨克、熊国华，珠海的胡的清、卢卫平，深圳的刘虹，湛江的吴震寰等。我曾为潮阳的水墨画家李花白在芝加哥举办过一个画展，他也为我的诗创作了许多画、开过展览并出版画册。近几年我在网络上更结识了一批年轻的诗人与读者。广州的苏一刀在他主持的“一刀中文网”上还为我出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个人电子文集。

　　前年年底我回故乡探亲，经过汕头时曾同当地的作家诗人们有一个短暂却愉快的聚会。其中的王慧不久前创办了一个叫《诗·心灵》的刊物，我还用我的一幅画为这本刊物设计了封面、题字并撰写卷首语。年轻一辈的林丹华及陈海潮也常到我的博客做客交流。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88年我在广州同当地的诗人作家们见面，沈仁康送了我一本他选析的《山水风物绝句》，我把它放在汽车上，这些年来一有机会便拿出来翻读，其乐无穷。另外我陆续英译了女诗人胡的清的一些诗作在美国刊物上发表，赢得了不少好评。可惜她近年来忙于珠海作家协会的行政工作，写得很少。

　　文化硬件需要软件的配合

　　新：最后，来说说广州，2010年广州在文化硬件建设上卓有成效，比如广州歌剧院、广州博物新馆的开放，而今年广州又承办了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您认为这些文化的先进的设施以及重大的活动，能否给广东的文化带来活力？又会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

　　非：我还没机会见过广州这些建设，但相信同北京上海等地同一类的建筑一样，都美轮美奂。不过我想硬件固然重要，如果没有软件（比如人才的培养、节目的规划与管理制度的完善等等）来配合，是起不了什么长远作用或效果的，最多增添几个漂亮的旅游点罢了。说来说去，文化工作（包括学校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当然这些文化的先进设施可以起到活泼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