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科学怎麽进步，也不管每天有多少五花八门的工业产品上市，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仍充满着各式各样无聊的重复，麻木了我们的神经。太阳底下无新事。超现实画家达利有一次说，如果他在饭馆里点一客龙虾，他知道端上来的绝不会是一个烤熟的电话机。一切都是那麽可预料那麽缺少变化。这日复一日的重复，很容易使我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刺激，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新鲜的话或看到新奇的事物，使我们的心头活水潺潺流动，不致停滞枯竭。
    艺术家的基本任务便是为人类提供新颖的东西：新颖的叙述方式，新颖的视角，新颖的意义，新颖的美。一味摹仿名画不可能成为画家，一味抄袭名句不可能成为诗人。不创新便不配被称为艺术家，也永远进不了历史，这是可断言的。一个有抱负的诗人绝不甘心只做个追随者，他必须努力把话说得跟前人不同，并且试着说得更好。
    求新的压力产生了艺术。在艺术的领域里，旧的法则必然不断地被违反，旧的规律必然不断地被破坏。这一切都是为了求变与创新，我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可抱残守缺。为了弥补因不断重复所造成的冲击力的减弱以及人们反应的疲惫迟钝，艺术家们不得不想法增强作品的刺激性。作曲家也许采用越来越大的音响，画家也许采用越来越大的画布。但人类的耳膜对音响的承受力有一定的限度，空间的限制也使画面没法无止境地增大。超过某个限度，音响会把耳膜震痛甚至震聋，绘画会找不到可悬挂的墙壁，而且也会让人觉得喧宾夺主。类似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在以文字为媒介的诗上。如果过分地求新求变使一些作品成为「打翻了的铅字架」，让读者见而生畏甚至走避，实在是得不偿失。心理学家们曾对刺激因素做了许多试验与分析，发现一件艺术品含有太强烈的刺激性，同刺激性不足一样，都会引起观众的反感与排斥。一般人不喜欢偏离现状过大的变化。这种倾向导致了文学艺术史上渐进有序的平稳变革。即使有时候社会动乱可能引起革命性的剧巨变化，或人为的有意识的矫枉过正，但这种变化通常都很短暂，不可能持久。
    当今的中国诗坛，常给我两极化的不安感觉。一方面是一批过分保守的老诗人尽在那里唱老调炒冷饭，甚至回过头去写旧体诗,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标榜前卫或後现代的年轻诗人，他们不但唾弃中国的传统，也忽视西方的传统，天真地以为只要截取西方某个时期里的某一个流派，便能在它上面筑造起中国的新诗。他们不知道，没有传统做基础的诗，是不可能生根更不可能开花结果的。而急躁的他们只一心一意想超越别人甚至超越自己，对一切都稍尝即止，无暇站稳脚跟定下心来，把手边的工作好好做出一点成绩贡献。结果不是在那里兜圈子，便是走进晦涩的死胡同。白白消耗了许多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以及读者对诗的热情。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中层阶级（不太穷又不太富的小康阶级）的人口占大多数，这个社会通常会比较稳定。我想我们的诗坛也需要这样一个中层阶级。这个处在两极之间的诗人羣，将遵循中庸之道（既不太保守也不太激进），用扎实的创作成果来构成诗坛的主流。主流之外，当然也需要有勇於冒险敢作试验的前卫诗人羣。但前卫诗人羣只是也只能是少数（不可能人人都去充当先锋），而且他们必须出身於诗的中层阶级，才有足够的历练与胆识来从事有意义的探索。而诗的百万富翁——高瞻远瞩丶着作等身的大诗人——也只能从中层阶级里脱颖而出，而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暴发起来的。
    文以载道的时代当然早已过去，但如果一个诗人的作品不能引起人们对苦难者的同情与怜悯丶或对大自然的喜爱；不能激励人们的精神向上，或带给人们温暖慰藉；不能促使人们向往自由与光明，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点燃希望，觉得活着真好；无法扩展人们的视野丶加深对人性的了解并为人类的文明增添财富；如果这个诗人只知道盲目地追逐时髦，不分青红皂白地从事破坏颠覆，甚至鼓动带领人们走向分崩离析丶猜忌冷漠丶孤绝黑暗的心灵境地，我们要这样的诗人干什麽？

附言:这是几年前的一篇讲稿,今天早上整理一本即将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觉得它也许还没太失时效，贴出来博大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