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1：本文某些内容及图片可能会引起部分读者不适，阅读请慎重。
警告2：本文主要介绍跟科学有关的艺术作品，不算科普文，请再次慎重。
在探访坐落在芝加哥湖畔路边的国际外科博物馆(International Museum of Surgical Science)之前，我想象着麻醉发明之前的手术场面，期待着外科器械的刀光剑影，心中欢腾着一种对B级恐怖片的憧憬。但是当我踏进这幢四层小楼时，低级趣味没有被满足，却看到一派祥和宁静：玻璃头骨和内脏结石都熠熠生辉，华佗水墨画和南丁格尔半身像各自怔怔出神，古典大脑解剖图和现代核磁共振成像照片相邻并置，还有“壁画之间”里由意大利画家格雷格里奥·伯格罗（Gregorio Calvi di Bergolo）创作的外科学历史大型油画，都让我有种身处艺术馆的错觉。虽然我也看见了一些奇巧的逆刃截肢锯和貌似小李飞刀才会使用的繁复眼科手术器材（有的上面还留有可疑的红渍），但”艺术氛围”一直环绕在我周围，并在我走进医学名人堂“不朽之间”后显得更强烈。此间有两排雕像对面而立，塑造的都是曾给医学界造成深远影响的人物，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古典解剖学先驱盖伦（Claudius Galen）、 近代解剖学奠基人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无菌手术推广者李斯特（Joseph Lister）等等，他们是本地雕塑家路易斯·林克(Louis Linck）等人的作品。彼时四下无人，三月的阳光在雕像上点到为止，给它们涂上一层希腊式的辉光，虽典雅，却不肃穆：每个人物都像封神演义的神仙献宝般急切地展示着自己的终身成就——李斯特不容置疑地指着脚边的石碳酸灭菌喷洒瓶；维萨里手托头骨，袍子下藏着一副肋骨（他曾为获得解剖材料而掘墓盗尸）；巴斯德眼神坚毅，身边温驯大狗的眼中也充满了孺慕之情（但他研究的不是狂犬病么？）——这种开门见山的广告牌作风恰好符合医学追求实用的目的，倒也让人莞 尔。于是我离开巴斯德和啸天犬后心情轻快，觉得没必要追究所见的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可能这个博物馆的主题正如它墙上的复制伦勃朗(Rembrandt) 名作“尼可拉斯·图尔浦医生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 那样，既有优雅的审美价值，又有准确的科学性——事实上，这幅画对手部解剖的描绘是如此的正确精准，以至于美国手外科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手外科杂志》(Journal of Hand Surgery)都曾刊登过一篇论文, 内容是好事者用真实的尸体解剖照片有样学样，向伦勃朗致以跨学科的敬意。
视觉艺术跟解剖学早已是旧识。公元前的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就不可避免地研究过人体解剖学，并把那些场面描绘在壁画上流传千古。但单看他们把内脏腌坛子里留待他日循环使用这点，他们获得的知识里大概不包括脏器的正常生理功能。罗马时代的盖伦通过活体解剖弄明白了心脏和肾脏等脏器的生理作用，极大发展了由希波克拉底奠基的医学知识，但因为他所处的时代禁止人体解剖，所以他的观察对象多是动物而非人体，导致有些结论其实并不适用于人类。可惜的是，盖伦成名后的权威性也阻碍了后世医师对人体进行实体观察的追求，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离经叛道的维萨里的出现才打破这种迷信。文艺复兴是各领域交互影响的时代，印刷术的进步促进了科技和艺术的传播及互作——其实严格地说，那时候近代科学还处在萌芽期，从表面上看科学跟艺术和手工艺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分界。从阿尔伯提（Pierfrancesco Alberti）创作于十六世纪的蚀刻作品“画家学院（An Academy of Painters）”中可看到，彼时的工作室里一边是学生们对着石膏像和骨骼架比比划划，另一边则是教授们在淡定地解剖尸体，大家和谐共处，纷纷表示对彼此生活影响不大。这样的尸体解剖一方面给医学提供珍贵的科研数据，另一方面也让艺术家更深入地了解人体构造，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和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都是玩解剖的个中好手，这里只略谈下神秘微笑教主达芬奇——或者应称呼他为工程师、建筑师、数学家、解剖学家还是密码游戏爱好者？这是位难以一言概之的多面手，他遗留下的手稿中有厚达一万三千多页的笔记都是混合了科学和艺术的记录和设计稿，昭示着他勇往直前的旺盛好奇心。
达芬奇曾在多个医院实习，亲自动手解剖的经历让他对人体骨骼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让他能画出医学精准的内脏绘图，即使到了五百年后的2005年，他有关心脏瓣膜的作品还能启发一名英国心脏外科医师发展出一种修复受损心脏的新方法。这种对准确的追求暗示了不同于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即通过精确地描绘事物本身来认识事物而不从思辨和空想出发；通过实践探索世界的奥秘而不盲目接受传统观念或崇拜古典著作。达芬奇说“理论脱离实践是最大的不幸”，“实践应以好的理论为基础”，这种观念后来经伽利略发展，由培根总结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达芬奇的大部分作品都把艺术的美同科学的真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他偶尔也会犯下跟盖伦类似的错误，即混淆动物和人类的解剖结构，比如那副《子宫中的胎儿》，画中那种具有子叶的胎盘并不属于人类，而是对牛子宫的错误外推。我们无法 得知达芬奇此处的纰漏是否是由于未能接触到第一手材料（即使在现今能供给医学研究的孕妇遗体都非常稀少），但这正好像界碑一样标示出了艺术和科学的分界线：艺术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和自由发挥，但如果要成为科学，则需要毫不偷工减料的眼见为实——或许再锦上添花一点狂热的胆大包天，我是指维萨里。
维萨里在达芬奇去世前五年出生，当他进入大学时，文艺复兴正处于高潮，但他所处的医学院还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的精神桎梏，解剖教学只对盖伦学说抱残守缺，实验对象只有狗或猴子等动物材料，而且学生还不能自己动手操作，维萨里同学就不满了，就自己去刑场和墓地寻找材料DIY，这 种堪比鬼吹灯的行径既违背道德又违反法律，所以他只能在半夜出没，解剖也需要偷偷摸摸；为了降低腐烂速度，他常在酷寒的冬天进行操作。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维萨里积累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并在1543年出版了筚路蓝缕耕耘出的划时代巨著《人
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那年他才28岁。此书系统地描绘了人体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经和内脏等，是史上首次收录了丰富图解的解剖参考。有别于现代解剖图里那些双手一摊两眼放空造型呆滞的人体模型，《人体结构》那两百多幅精美木刻插图中的人体或行或立或喜或嗔，或在市镇驻足，或于书房沉思，或哀恸地无语问苍 天，或欢快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或在绞架上双手一摊两眼放空，呆滞地死掉了……姿态各异，不一而足。人体全像的背后常有风光画远景点缀，给插图增添了几丝生活味、一层时代感。这些插图并非全由维萨里自己一手包办，而是他与提香（Titian）的学生扬·斯特凡（Jan Stefan van Kalkar of Flanders）合作完成的，维萨里提供素描，斯特凡以此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堪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合作之一。十五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中期是科学和艺术携手缠绵的蜜月期，解剖学家和艺术家亲密无间合创作品，很少有人能预见到渐近的分道扬镳。此阶段的医学解剖 题材的作品受到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哺育，开得无比灿烂。作品基本构图多是被解剖的裸体（有的裸到只剩骨架）在山水背景前摆造型展示骨骼、肌肉和内脏，镇定得犹如橱窗模特展示时装。有时为了装饰画面或升华主题也会出现神秘学或宗教的元素，比如在《人体结构》题头图描绘的解剖课场景里， 正被维萨里解剖的尸体上方就盘踞着手持长棍（可能是巨镰）的骷髅骨架，其身份呼之欲出，而同时周遭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情绪都很稳定，毫无惊异之色。
《人体结构》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字翔实图片精致，更在于维萨里敢于质疑和纠错的科学精神，启发了后世解剖学家（或者推广至” 科学家”也有效）心存怀疑地求是创新，这种态度在科研领域永不过时。另一方面，艺术也和科学一样在试错纠错的过程中发展。艺术家们不满足于仅仅画出科学精准的肱二头肌和会咽软骨，“他们试图使这些插图令人惊叹，美观，同时又兼具娱乐性。”由于题材本身的特殊性，这些插图内容的确令人惊叹，比如约翰·布朗尼 （John Browne）笔下的健硕村姑，脸上带着调情似的笑容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掀起后背皮肤把斜方肌秀；或者像胡安·瓦尔瓦德·阿姆斯克（Juan Valverde de Amusco）画中的魁梧农夫，神情镇定地暴露着虬结肌肉，一手持匕，一手炫耀着被剥下的完整人皮，让人想起米开朗基罗在“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ement)”中的自画像。这些人体都自顾自地该干嘛干嘛，完全不为自己肝肠寸断而惊慌——说起来，他们也常常是没心没肺的。
而在“美观”这点上也不含糊，比如解剖学家伯纳德·阿贝纽斯和画家扬·汪德拉（Bernhard Siegfr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