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寺和姚广孝墓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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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寺内听住持讲,常乐寺是辽金时代建造的,后来,明朝的高僧姚广孝在这里当住持(据寺内信徒所述),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仿照城池的样子修建了三层的围墙,还在外围开挖了一条“护城河”占地150余亩,最后他也葬在寺外不远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券门应该是寺庙的城门。
这种独特的城门还是第一次见到,两个拱券连在一起,不知为什么,顶门杠的石孔完好。

常乐寺建于辽代寿昌年间(1095—1100年),后废弃,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太监买地重修,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又由太监出资扩建。现存的寺庙平面规模就是明万历年间的样子,但是后殿的建筑风格和等级,我觉得是清代复建的。
据寺内人讲姚广孝曾是这里的住持,似乎不可信,姚的生卒年(1335年-1418年)与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太监买地重修时间不符。
这里要先介绍一下我对常乐寺参观的总体感觉。这座不起眼的寺庙规模很大,光看它的外墙所圈地的面积150多亩,真是很大的一块,令人震撼。整个布局像是北京城的缩本,东西两座城门像是建国门和复兴门,两门之间的直道像长安街,山门前面有广场,整个寺庙有三道围墙,现存的三座殿有一道内墙,像紫禁城墙;两侧外面和此后有一座井亭和阿育王塔,这里有第二道围墙,像皇城墙。最外面一道长长的围墙像外城墙,而且山门的南面还有一大块南城区,也就是东西两城门是穿在外墙的偏南的中间。现在内墙和二墙已残缺,外墙尚完整。据说外墙外面还有护城河。这样的建筑形式似乎和姚广孝有些关系,因为姚广孝一手规划了今日北京城的布局。
据说明成化年间,有个叫刘山的太监主持重建,重建的常乐寺有四重殿宇,现只有三座。而听寺内人讲原来有九重大殿,不知哪个是真。
山门为三间无梁殿(这在当地颇为流行,如附近的灵鹫寺,圆通寺,环秀寺和广智寺,当地石材颇丰),长9.3米,深5.2米。汉白玉券门窗,重檐歇山顶,中间做穿堂,两侧为二将。
大式建筑多用于庑殿,歇山,悬山等建筑,多带斗拱,可做成单檐或重檐,大体量建筑。小式建筑不带斗拱,只能做单檐,体量较小建筑。
碑文记载:“宣武关外七十里至常乐寺有自来塔一座……常乐寺建于大金(勘注:实为辽代)寿昌年(1095—1100),当时只剩遗址。寺有自来塔一座,后太监刘山(道号宝山)购买此地……”。碑文由明代近三百年科举考试中第二个“三元及第”(后因黄观被朱棣除名,所以又说商辂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曾任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保的商辂撰文,杨真书。落款还有刘山住持的字样。
据双塔邨人老师考证:常乐寺内的两个太监墓,一个是王之佐的(为明崇祯年间掌印太监),另一个是王宁宇的(为王之佐祖辈太监),两人皆姓王但无血缘关系。
另外,根据房山区普查登记文物所记述,此处一座为太监王安墓。房山文物部门是2013年以“王安墓”的名称公布为普查登记文物的,《房山区地名志》、《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图说房山文物》也都是这样写的。而另一座是谁尚不得知。
反正是太监墓,是谁不重要。
为了赶去看姚广孝墓而匆匆离开这里,没有和寺内人士更多交流。
姚广孝墓塔,位于北京城西南房山区常乐寺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3米。须弥座塔基束腰部分雕寿字纹和花卉,四正面雕假门,四侧面雕假窗。塔身往上是九层叠涩檐,各角都悬铜铃。塔刹铁制。
姚广孝于洪武15年,被明太祖挑选,以“臣奉白帽著王”结识燕王朱棣,主持庆寿寺,成为朱棣的主要谋士。朱棣靖难第三年,姚广孝留守北平,建议朱棣轻骑挺进,径取南京,使得朱棣顺利夺取南京,登基称帝。
成祖继位后,姚广孝担任僧录司左善世,又加太子少师,被称为“黑衣宰相”。负责迁都事宜,一手规划今日北京城布局。而后在解缙编书失败后又担任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的最高编撰官,
尤其是《永乐大典》,这是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最大贡献。
少师晚年,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又担起护教(佛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为佛教史上一件大事。
永乐十六年(1418年),病逝庆寿寺,追赠荣国公,谥号恭靖。皇帝亲自撰写神道碑铭,并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是明代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
姚广孝墓塔整体结构匀称,塔身上的花卉图案别致,且雕刻精细。整个塔身轮廓清秀而挺拔,充分体现出明代塔的建筑风格。

此时天色已晚,赶紧返回常乐寺到房36西石府车站等车回去。但是遗留了一大串疑问,姚广孝为何在此埋葬,他与常乐寺什么关系,常乐寺究竟是否在明成化年间已由太监刘山先行建造,而后再由万历朝的王安重建?寺院的面积那么大,但是现存的寺庙很小,实在不匹配,等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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