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历史拐角处的《大公报》女记者们
(2015-12-30 17:35:37)
标签：
杂谈 |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飞翔女生”
作者：白军芳
这是一群出生于1883年左右的《大公报》的女记者们。
她们叫吕碧城、彭子冈、陈学昭、蒋逸霄，岁月久远，霾晦云蔽，似乎已经不那么光鲜明丽。
她们中有奔走在19世纪天津城的下层，书写《津市职业妇女的生活》的记者，有漂泊在美国的《大公报》驻外记者，有亲自奔赴重庆把战争后方的动静报道给世人的编辑，她们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批女性精英，才华横溢，笔力千钧，铁肩负志，文章千秋。
她们，站立在历史惊醒的拐角处。
她们自己的童年都一样的不幸。不幸，不是因为命薄，而是因为性别。
彭子冈刚生下来，她的父亲就威胁母亲：“如果你再生女孩，我就娶姨太太。”杨刚的祖母直接叫她“赔钱货”，陈学昭在童年遭遇多位哥哥的欺凌和殴打，大哥经常轻率的把她“许配人家”，三哥痛打她，并不叫她吃饭，“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都没我的份。”（陈学昭著《我的母亲》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其次，她们都有强烈的求知欲。
她们的家庭都是书香门第，吕碧城的父亲收藏图书超过3万册，陈学昭说她父亲叮嘱她多读书，是因为“嫁我的时候，分点书画给我，别的什么都不用赔。”“其实在学校里读的书是有限的，书读的较多，还是在家里。”（陈学昭《我早起的读书与写作》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305页）。
童年的读书使她们受益匪浅。蒋逸霄曾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南开大学就读，陈学昭曾在上海爱国女校求学，后到法国留学。杨刚曾在燕京大学就读，后到美国留学，在男尊女卑，新式女性教育萌芽时期，她们强烈的求知欲使她们在龙跃凤鸣的竞争考试中，稳居录取之列，众多的女子只是把识字当成“免脱蒙蔽”的记账之功时，她们脱颖而出妙笔生花，不仅上名校，而且到《大公报》当了记者、编辑。
第三，借助《大公报》阵地，发女性忧国忧民之先声，推动新式女性教育。
1903年，吕碧城担任《大公报》编辑，后开设了女子学校。1927年，蒋逸霄到《大公报》工作，成为《家庭与妇女》的主编，她的《上海职业妇女访问记》专栏，成为该报的特色专栏；1944年杨刚担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撰写美国通讯；1938年，彭子冈到重庆做《大公报》重庆版的编辑，撰写了近百篇重庆航讯，被新闻界称为“重庆百笺”，把大后方的心声和重庆的真相及时、形象地介绍给读者，表现了一个公共女知识分子的睿智和勇敢。
最后，这群女精英们面临的婚姻家庭问题，依然是至今都难解脱的问题。比如，她们中，许多都未婚，有一些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结了婚又离婚，有一些婚姻虽在，但名存实亡，子女拖累一直存在，为了工作孩子也没有好好教育。当然也有一些事业、家庭两收获的，但一直是以丈夫的需要为主。丈夫到延安，她到延安，丈夫到上海，她也到上海。比如，彭子冈在《大公报》的“流动”编辑生活，就是随丈夫而“流动”，《大公报》爱惜人才，不舍得解雇她罢了。
平心而论，彭子冈的文笔是超越丈夫的。可见，为了家庭的完整，她还是放弃了自己部分的事业追求的。
那些，站在妻子的身边、帮助妻子工作，完善妻子知识需要，伏身甘为“妻子犊”的男性，直到今天，依然是稀缺而罕见的。
好在，这些女记者们，即便是单身、离婚、被嫌弃等等结算的婚姻状况，并没有影响到她们的生活质量。她们凭借自身的才华行走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大公报》职场，物质有保障，才华有舞台，不知亮没有亮瞎一些冥顽不化的老学究的眼睛。
无论如何，历史的车轮滚进了1949年，“新社会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语录把妇女解放纳入了国家建设的轨道。回望那些守候在岁月黑暗隧道的女性精英们，心中不是忧伤，偏偏，充盈着喜悦。
还好，她们熬过了那个历史的拐角。
新媒体女性网络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女泉” ：xmtnxwl
您也可以打赏支持我们的倡导行动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