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济拮据，父母是断不舍得为买书破费的。八岁那年举家搬迁，途经上海娘娘家时，娘娘的大女儿送了我们一撂杂志，是她家订阅的《好儿童》，她儿子与我同岁。我如获至宝，一路捧在胸口抱回家。这些16开彩印的杂志编印质量很高，内容丰富，有名人传记、侦探故事、世界趣闻等等。最吸引我的是封底的漫画连载《小兔菲菲》，这个露着一对大板牙的小兔子外形俏皮可爱，而它闹出的各种笑话总令人忍俊不禁，百看不厌。这几本杂志陪伴我好多年，我时不时会拿出来翻看，让它滋润我贫瘠的精神世界。中学后功课渐多，这些书才渐渐冷落遗忘并不知所踪。每次想起都懊悔没留几本做纪念，如今的许多儿童刊物，我觉得不如那时的《好儿童》好看。

    读初中后，父亲不知什么想到帮我们订阅了《少年文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套杂志。每次父亲从单位把新书拿回来，我和姐姐都会迫不急待抢着看。不过每次我都抢不到，只能眼巴巴盯着姐姐，希望她赶紧看完给我。虽然不能第一个抢读，但后拿到书的好处是可以定下心慢慢细读，而不必心急火燎如八戒吃人生果。《少年文艺》是一本文学刊物，里面有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的高品质力作，其中一篇文章让我记忆犹新。文章讲文革期间，一个小女孩玩过家家时突然中毒身亡，一位曾热情回应过孩子们游戏的过路“臭老久”因此蒙冤受难。但他没有抱怨沉沦，而是克服困难执着调查，甚至不惜以身试毒，最终发现罪魁祸首是路边的夹竹桃汁，而他的主要目的，却是如何避免孩子们再次遭此不幸。这个故事在我脑海里清晰保存至今，它让我感动于人的坚韧和无私，也让我在复杂的世相里倔强地相信人性的善良和美好。

    工作后“有资可读”了，看得最多的是《读者》杂志，因为它聚大成为一体，薄薄的一本收集了中外许多精彩文章，并且满足了我短平快的阅读习惯。起初是零星购买，后来是订阅，日积月累，家中的《读者》渐渐泛滥成灾。书柜、床头柜、沙发、电脑桌，到处散落随手搁置的《读者》。家里人劝我卖掉点，反正读过的也不会再读了。可翻开书页，一篇篇旧文读起来依然那么有哲理、有亲和力，感觉那一本都不舍得卖掉，觉得可以留着退休后再慢慢重读。为了解决这些书的安置问题，我挖空心思，把小床的席梦思抬起来，将书填塞在架空层里，终于腾出不少地方。

悲催的是，如今有福读书的三个条件都具备了，却突然发现没精力读书了。一本书在手，没读上几页，眼就开始昏花、腰就开始酸软，神思也开始飘忽不定了。不由想起马未都在一节目中曾感叹过的，年纪大了，感觉书开始读不动了。看来，读书也要趁早，大儒陈继儒还应在“有资能读”后继写一笔，“有力去读”。

6月22日《宜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