潢川古称光州，地处南北的中间地带，扼大别山的咽喉，自古就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之地，同时也是重要的农副、土特及各种商品的集散地。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潢川商业志》记载，明清时期，两湖、江浙、山西、陕西等地客商就在潢川开设店铺，使潢川商业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城内有“湖广会馆”“山陕会馆”“湖南会馆”“淮庆帮”等，经营京广杂货，商品一应俱全。并形成各种同业行会等，商品远销粤、桂、鄂、苏、皖及武汉、青岛、上海等地。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徽商的身影。

嘉庆《黟县志·卷七·尚义》记载：“李文耀，英村人。乐善好施。商于河南光州，道庐江遇孝感县人病，欲急还而无资，耀倾橐以给。其人后至光州，以百金报耀，耀不受。同乡商其地者，耀每拯其困，值寒食，祭客死之无后者。居乡建官田、坞口石桥，修太平县周家岭。”黟县是安徽黄山的一个县，也是古徽州六县之一。黟县地方志中对英村人李文耀的事迹描写，展示了徽州人质朴尚义的民族道德与伦理精神。

南宋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徽州“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所谓“山限壤隔”，是说徽州的一府六县（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婺源）处于万山环绕之中，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所谓“民不染他俗”，则表明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徽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由于“邑在万山间，不通舟楫，往来客必以轿”，这种与世隔绝的地域形势，使其地居民很难与其他地区的民众进行沟通交流。这种地理环境对徽州人的对外交往而言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使这里的人们生活相对安定，能够远离战火的侵扰。两晋时期，北方战乱不已，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徽州，就成了大量南渡中原人士避难安身的世外桃源。随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引发的社会动荡，都造成中原人士源源不断地向徽州迁徙。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使本来就地少人多的徽州人面对更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又逼使他们游走他乡，以经商谋生，谋求发展。宋末元初，徽州歙县诗人方回（1227—1305年）的《送方岩夫四首》，开篇即说“河南徙歙徙浮光，逮徙莆田派愈长”，正反映了河南（河洛一带）和徽州、光州以及而后南徙闽地的渊源及历史的真实，也反映了“河洛文化以”以“河洛郎”南迁为依托，中华文化不断南传并发扬光大的历程。

徽州人有一种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军事生活各领域的大无畏精神。如婺源朱弁《上朱昭等忠义奏疏》，历述奋勇抗金、为国捐躯的官员朱昭及勇夫劲卒、义民、节女等十余人“奋赤心，蹈白刃”的忠勇节烈高行，并请求朝廷予以表彰。嘉靖年间，祁门人徐正行商于淮泗，“时东南倭寇未靖，兵役往来，淮当冲要”，“正捐金八百以佐徭费”，又独建广惠桥，以便军队通行。这些事迹表现了徽州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生死无惧的坚强意志。

徽州人重视读书，而儒士亦多充满恢弘正气。徽州人重文兴教，甚至不惜为此倾家荡产。“一家不读书，等于一窝猪”，是徽州乡间最流行的俗语。这里书院私塾遍布城乡，读书应试蔚然成风。徽州人读书以务实为本，淡泊名利而以道义为重。北宋黟县进士丘，为人刚正豪迈，无所畏惧。目睹当时的重重危机，他毅然进呈《观风感事诗》100首，用“臣道昏庸君道蔽”“官滥民穷士卒骄”等诗句，直指当时腐败黑暗的朝政弊病。诗中揭露主政者卖官鬻爵：“密院中书多出入，不论功绩便高迁。”秉笔直书，一针见血，淋漓尽致。

徽州人勤劳、善良、重利而不忘义的美德。《黟县志》所记载的在光州经商的李文耀，平时乐善好施，致富之后“居乡建官田、坞口石桥，修太平县周家岭”，举凡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资助饷、兴建书院祠堂等，都慷慨解囊，堪为崇尚儒家义利观的徽商典型。清代休宁人吴鹏翔在汉口买了八百斛胡椒，经查验这批胡椒有毒。卖主虽已同意退货，但鹏翔为了防止卖主将其转卖他人，遂将这批胡椒全数买下销毁。道光年间，徽州人舒遵刚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他又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富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仰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之大道也。”精辟阐明了重利不忘义、因义而用财的经商哲学。正是这些观念使徽商能够树立良好形象，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地域商帮之一。（张健《明代学者程敏政<新安文献志>与徽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