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国之宝，叔单鼎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要不然也不会依比例放大后，竖立于黄国故城黄君台的入口之处。但叔单鼎身上，还有几个值得一提的文化标签，这也算是一件重器传承有序的标志吧，增添的只会是叔单鼎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2021年6月2日，河南省政协春申君文化调研，来到黄国故城

 

一、被《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所收录之周鼎

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大儒力倡朴学，至乾隆、嘉庆年间，惠栋、戴震继起，朴学达到了高峰。扬州地处吴、皖交会之处，一时名家辈出，诸如阮元、王念孙、王引之，著述如林。刘寿曾这样描述：“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研究，鉴赏文物之风更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研究者和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著述。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年）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就是清代钟鼎彝器款识研究领域导夫先路的著作。

据2010年吴凯、周星莹、钱宗武《<</span>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考述》一文介绍：“在清代著录、考释传世铜器铭文的诸书中，阮元编录的《款识》是成书较早、质量较高的一部。全书共十卷，所收器物，计有商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汉器9件、魏器3件、晋器4件，共550件。铭文据拓本或摹本刊刻，每段铭文附以释文，并结合经史进行考证。”文中介绍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使用资料的三个来源，即：一，宋代王复斋《钟鼎款识》的拓本，如：《董武钟》，“据宋王氏复斋《钟鼎款识》拓本摹入”；二，“同好者”的拓本或摹本。阮元在《序》中说：“友人之与予同好者，则有江侍卿德量、朱右甫为弼、孙观察星衍、赵银台秉冲、翁比部树培、秦太史恩复、宋学博葆醇、钱博士坫、赵晋斋魏、何梦华元锡、江郑堂藩、张解元廷济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余皆据之，与余所自藏自拓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如：《立戈父癸觚》，“据吴侃叔所藏拓本摹入”；《象形句兵》，“据程易畴摹本编入”，等等；三，阮元旧藏拓本、手拓本或摹本，如：《妇举彝》，“据旧藏拓本摹人”；《仲明父父彝》，“元手拓本”；《宝盘》，“据旧藏摹本编入”，等等。

再说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占籍仪征，实为邗江公道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历山东、浙江学政，迁兵、礼、户三部侍郎。嘉庆时，先后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总督。道光时，迁云贵总督，随后入朝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进太傅。卒谥号文达，有“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

阮元从政五十年，勤政廉政，身居高位，不忘其民，在文化、教育、水利、御侮、禁毒等方面政绩卓著，时至今日奖掖人才，生辰避客仍传为佳话。浙江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是开创中国新式书院的典范；阮元从文五十年，位高权重，不废学问，在小学、训诂、天文、历算、典章、金石、书法、诗歌等方面学识渊博，宏著颇丰，著有《经籍籑诂》《皇清经解》《畴人传》《揅经室集》等三千六百多卷，“主持风会50余年，被誉为士林山斗”，为扬州学派中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领袖人物。

国学大师钱穆、梁启超、胡适等人对阮元有极高的评价。梁启超是阮元创办学海堂的门生，称：“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出。”胡适称：“阮元是清代朴学的大护法，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督，门生故吏遍于国中，他又在浙江设诂经精舍，在广州设学海堂，汇刻了清代经师的经解，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故这个时期可称是清学最时髦的时期。”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第一、二卷为《商器款识》，第三至第八卷为《周器款识》，第九卷兼收《秦器款识》和《汉器款识》，第十卷兼收《魏器款识》和《晋器款识》。叔单鼎即被收录于“卷四”之中。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叔单鼎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叔单鼎》考释曰：

 

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

 

右叔单鼎铭二十一字，据赵太常摹本编入。案，楚灭黄，见左僖十二年传。路史云，黄，子爵、嬴姓，少昊后。此云黄孙子系君者，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说文云：繋也，籀文从爪丝，此从爪从糸从巾，巾，糸之下体也，省幺。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曰糸君，可证春秋时，小国绝而复续者多矣。又，说文云：籀文以鼎为贞字，此鼎字正作贞，合乎籀文。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叔单鼎》：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叔单鼎》页面

 

这里“据赵太常摹本编入”的赵太常，即阮元在《序》中所说的“赵银台秉冲”。赵秉冲，字谦士，号研怀，上海人。乾隆四十四年经大学士于敏中举荐为缮写篆字监生，在懋勤殿行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钦赐举人，嘉庆七年二月至嘉庆十年五月任太常寺卿（阮元《款识》书成于嘉庆九年，故称之为赵太常），后任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赵氏供奉御书房长达三十余年，博雅谌古，尤好金石之学。在赵氏、阮氏之前，金石学尚未兴盛，传世古铜器多藏于清宫，民间极少交流。赵氏因长期供奉内廷，对于清宫藏古铜器时常摹录，并摹录铭文。

 

二、作为中国青铜器之代表，参加在英国伦敦的展览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史无前例地为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借出735件藏品，加上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河南、安徽省立博物馆总数将近1000件，占总展品的1/3，借出的展品由英国巡洋舰萨福克号押送至伦敦。

 

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展览海报

 

民国政府十分重视这次在伦敦的展出。1934年，中国顶级学者唐兰、容庚、郭葆昌、朱文钧、陈汉第、邓以蛰诸先生讨论展览品类并拟定展品标准，决议：参展物品由专门委员会负责初选，并“依艺术史上发展次第作为有系统之展览”。据介绍，当时全世界超过240个来自博物馆、机构、学者、藏家和古董商参与；造访的人数高达401768人，售出108914本图录，3486本附加图册，2196个展览手册。举两国之力，以艺术之名，跨越国界与偏见，引起西方社会最强烈的震撼，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诗级别展览。

展览会筹委会于1936年出版了精装本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四册，分为第一册《铜器》（收展品108件）、第二册《瓷器》（收展品352件）、第三册《书画》（收展品175件）、第四册《其他类》（收展品387件），另有线装的展览会出品目录一册。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一册 铜器》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序曰：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既决定选送本国艺术品于英伦，供国际展览。目的在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乃组 织筹备委员会掌其事，筹备委员会同人以本会任务莫重于出品之征选，因选聘艺术专家若干人别组专门委员会司征选之责。专门委员会自是年十一月成立征集研讨，历时数月，中间复与英国专家交换意见，而甄选乃定。用特编辑此册，附有照片，以备参稽，资考证。此本目录所由成也。据目录载出品类别为铜器、瓷器、书画、玉器、剔红、景泰蓝、织绣、折扇、古书等。中国艺术之发展，自上古以迄近世，略具梗概。出品机关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图书馆、河南博物馆、安徽省立图书馆。而选自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者为最多。此其大概也。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

 

图说第一册铜器中的第17件展品即为叔单鼎。介绍为：“一七  叔单鼎（所） 春秋时黄国器（今河南潢川）。有铭。通耳高贰拾捌·捌公分。口径贰拾捌公分。腹围捌拾贰·肆公分。重市秤拾捌斤拾伍两贰钱。”介绍器物名“叔单鼎”后面括号内的“所”字，按照目录介绍，即为来源于收藏在古物陈列所的青铜器。

 

 

 

郭沫若在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内, 共收录了四件黄国青铜器，叔单鼎即为其一。英国伦敦的这次参展，“是我国艺术品首次走上国际舞台亮相”，当然也是“黄国”青铜器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的亮相，宣告了潢川黄国的存在。

 

三、宝蕴楼藏器

据《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一册 铜器》介绍，叔单鼎原为古物陈列所收藏的青铜器。古物陈列所是一个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个行宫文物的机构。是民国政府内务部于1914年在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的，首开皇宫社会化的先河，是我国第一个以皇家藏品为主的博物馆。代表了我国20世纪20年代博物馆的水平，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1948年3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

民国成立后的1913年初，袁世凯决定将沈阳故宫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到北京。于是内务部与外交部协商决定，从庚子赔款中，拨出20万元建此楼。它是按照西洋建筑的式样设计、建造的。因此，无论在造型，结构，用料等方面，都与宫中原有建筑不同。由于该楼内藏品都是历代文物精华，举凡金石书画，陶瓷珠玉，无不至珍且奇，故定名为“宝蕴楼”。此楼1914年动工，1915年完工；2013年12月24日启动修缮，2015年5月竣工；2017年12月2日，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宝蕴楼的位置原是咸安宫地基。康熙次子允礽曾被囚禁于此。后又成为清代八旗大臣子弟学习的处所。只可惜清末的一场大火，将这座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咸安宫化为灰烬。

 

 

四、丰富多姿的叔单鼎相关收藏品

在“中国嘉德2016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中，上拍了一件民国年间的全型拓片，并注明“钤印 宝蕴楼、宝蕴楼藏器”，拍品附注有：“叔单鼎出土于河南潢川，民初为宝蕴楼所藏，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全集》有著录。”（最终成交价为：20700元）

 

 

 

下图为民国年间故宫所出版的一套文物明信片中的一枚：“故宫博物院宝蕴楼藏品——周叔单鼎。”

 

 

下图则是一件署名“甘桁”的《周叔单鼎》题跋。甘桁介绍说：“悦雅轩主人珍藏了周叔单鼎铜墨盒，另请刻铜家孙建明先生制一铜镇尺，请我书题跋。”题跋曰：

 

周叔单鼎：传出于河南潢川，归纳清宫，民初藏之宝蕴楼。故宫文物南迁，一并深藏台北故宫。得归之日未可知。郭沫若之考释与阮元迥异。姚茫父、杨伯峻从阮元说，茫父且摹鼎铭并考释于墨盒。今人则遵郭氏。巅峰论谈，谁人裁判？庚寅仲秋悦雅轩记，中山甘桁书。

 

 

甘桁，号石子，斋名石止居，晴楼、瓦室。广东中山人，1939年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教师、编审、印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文化艺术委员，为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会员、棠柏印社副社长、上海民建书画院顾问。甘老在金石考证方面颇有建树。作为制印大家，曾为刘海粟、程十发、赵朴初等众多大家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