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谱的记忆说到陈元光籍贯的正本清源

杨 峰

一、福建族谱的发展脉络

二、福建族谱编撰中原则与现实的矛盾及统一

三、福建独特的历史留在族谱中的影响

四、福建史学界对“光州固始”的批判早已有之

五、来自豫闽两地跨越四百多年历史的两次正本清源

近一阶段发生了一些别有用心者背后驱动，利用族谱做文章，让一些不知情或者思维单纯、对学术研究没有概念的宗亲攻击在陈元光文化研究中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事件。恰逢我最近在看陈支平先生的《福建族谱》一书（2009年1月第1版，福建人民出版社），那就借用此书观点与史料、包括文字，又引用了一些福建籍史学家、谱牒学家的文字，写了这篇《从族谱的记忆说到陈元光籍贯的正本清源》，也算是有感而发吧。

陈支平先生福建省惠安县南浦乡人。1977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长期从事高校历史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陈先生在《福建族谱》一书开篇即言，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再没有比族谱更令人感到兴趣而又困惑的。它丰富多姿，却鱼龙混杂；敦信真实却诡伪百出。这种相互矛盾而又和谐统一的二重性，形成中国人的族谱所特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跨越时代的社会文化功能。

陈先生说，在当前的族谱研究中，有两种倾向要注意，第一，随意夸大族谱的史料价值。很多人在初次接触族谱，看到族谱中的某一记载，就以为是有了“惊人发现”，似乎就有了推翻原有史志权威的记载、重写历史的冲动，其实是哗众不实；第二，借研究族谱为名，行扩大乡族势力及其影响之实。陈先生说，他曾被邀请参加过一些由地方组织的以族谱和家族名人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有这样的感觉：“多说漫无边际的好话赞词，少说实事求是的逆言实话。”因为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学术探讨不是目标，联络乡情族谊、扩大声势的现实性目的才是第一位的追求。

一、福建族谱的发展脉络

中国谱牒源远流长。经历了从帝王到将相、世家大族到寻常百姓的变迁。简单划分，在宋之前，谱牒多为皇室、诸侯世家之作，民间偶有编撰，必须上之官府审核，非一般庶民之家可为。宋之后，除皇家玉牒外，官府不再组织纂修谱牒，家谱均由私家修纂。清钱大昕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

从整体上说，福建民间族谱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族谱基本相同，但又因为福建特有的开发历史、封闭的自然人文条件等，造就了福建族谱某些独特风格。

福建的族谱编撰活动从唐时已经发生。现今流传的就有一篇、唐代闽人，第一位任京官、很有文采的漳浦人潘存实为陈元光五世孙陈则黉所修家谱作序，即《开漳陈氏源流序》。只不过，在这个时期，潘存实的序言开篇所言的是：“则黉公，字子章，乃淮南光州之世家也。”而非后来的“光州固始”。到了宋代，福建还出现过两位闻名全国的谱学专家，即北宋泉州的吕夏卿和南宋莆田的郑樵。自明代中叶始，福建民间修谱活动进入兴盛时期，但这时福建民间的族谱一般都还比较简略。到了清代，修谱从简单走向复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族谱的细分化。房谱、支谱、家谱、家乘、族谱、祠谱、宗谱、世谱、联谱、统谱等；其二是统谱和联谱的兴起与流行。形成了“合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大宗谱。

超地域的宗谱、联谱的出现，与士绅人物的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既无充足的经济能力和活动机会，更不具备联合各族共襄盛举的社会号召力。士绅人物则不同，他们在官场上一方面可以借助联宗统谱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因这些士绅人物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交游和声望地位，修纂超地域的宗谱、联谱，自然非他们倡导不可。

福建族谱演变发展至清代，体例格式日趋完备，所载内容极为丰富庞杂。这种篇幅浩瀚的民间文献，一方面固然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家族制度以及民间基层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旨在光宗耀祖的私家谱牒，难免真伪掺杂、夸张附会，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层层谜思。

陈支平先生说：“就一般情景而言，福建各家族族谱的修纂，越是煞有介事，规模堂皇，长篇累卷，联宗合谱，其中假冒的现象就越严重。而那些弱族微房、贫民小姓修纂的族谱，由于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的限制，往往比较切乎家族的真实历史。”福建《梁 氏合修族谱》载清同治年间徐伯舫夫子的修谱议论，就道出了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这一事实：“有称宗谱者，合天下同姓而联之于一本。由近溯远，由亲及疏，条分缕析，此最繁重。究不能考核真实，亦惟是附会牵合、夸张门户而已。”

二、福建族谱编撰中原则与现实的矛盾及统一

民间修纂族谱的最终目的，一是敬宗收族，二是标榜本家族的荣耀历史，增强族人的自豪感，从而促进家族的内部团结和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族谱中，一方面要注重血亲传承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这种血亲传统的追寻，达到联络族众、壮大宗族的现实性目的。因此各家族在修纂族谱时，都在不同程度上装饰着自身的形象，使自家的族谱更具有家门的辉煌和政治的光华。族谱热衷于把历代显贵、名人的文字冠在卷首以示夸耀，这种情况大体是全国皆然，它体现了中国家族文化向心政治和追求正统的社会观念。

明清以来，福建许多家族都把修撰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种义务写进族规。修撰族谱的核心人物，除了族、房长之外，家族中有科举功名以及读书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修谱的经费则是向族人摊派，或取自家族产业，同时按照入谱条目、字数摊钱，或以领谱的数量摊钱，当然还有相关的捐赠。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方面，那些有经济实力的族人，可以通过捐资等方式，在族谱中占有更多的篇幅。而贫穷下户及弱房衰支，自然在族谱中无足轻重。另一方面，族谱的修纂固然是为了明昭穆、序世系，维系血缘的传承，但耀祖光宗、夸耀家族的势力，同样是各家族修纂族谱的一个重要目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家族修谱素来奉行奠功尊爵的标准，对于那些有科举功名及对家族有贡献的族人，均在族谱中特加赞扬。修族对于功业族人的重视，固然使族人们的日常行为、处身立世受到劝奖惩儆，家族的道德规范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但它又造成族人们在谱牒中所占有的地位不平等，从而导致族谱的修纂，日益倾斜和操纵于大房、强支的倾向。

族谱在原则上不能外借，但在实际上，自明清以来，福建族谱相互外借传抄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新的家族创修族谱时，除了根据前辈的口传资料外，往往向同姓的外族借阅族谱，作为参考以至抄袭之用。陈支平先生即列举有“同安李氏家族的族谱便是借阅了汀州李氏的族谱。”“南靖陈氏家族修纂族谱时，借阅抄袭永定的陈氏族谱。”“福州《李氏支谱》不仅抄自同宗族谱，而且还参阅许多外姓族谱。”这种相互借阅和抄袭，无疑也为这一时期兴起的联宗统谱活动，提供了先决条件，促进了清代以来大型族谱和联谱总谱的演进发展。

总体来说，福建族谱编撰中存在着原则与现实的矛盾及统一。既在修撰族谱时普遍标榜着以血缘为核心旨在敬宗收族的修谱原则，但在具体实践这一原则时，往往又相去甚远。修撰固然是为了理清家族内部的渊源血缘，但提高家族的血缘自豪感，从而使本家族在社会上更具有高尚的地位，却是直接关系到家族在现实生活中的兴衰荣辱。在这原则与现实的矛盾中，现实的需求往往突破原则的界限，从而使祖先的寻觅，蒙上了尊严与神秘的色彩。明隆庆年间，黄伯善在族谱序言中就肯定了攀附名臣名儒的合理性，他指出：后世子孙对于先祖的追寻和选择，以道德功业为标准，遗弃不良的先祖，而向慕于名臣名儒，这是必然的趋势。

也正因为这种带有明显虚假冒托成分的修谱造祖风气，既是家族发展的一种现实需求，又是与敬宗收族、慎终追远、标榜血缘纯洁性的修谱原则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二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福建家族社会与族谱文化的核心内容，令人深省。

服务于这样的目的，为提高家族的荣誉，也源于福建独特的地理、历史发展脉络，福建民间族谱都十分重视对入闽始迁祖的记述。这些记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体现在入闽时间的合流与祖宗的合流这两个方面，简而言之就是族谱中“光州固始”的印记。与之相关的，还有为巩固家族社会地位，从而在激烈竞争的动荡社会取得生存和发展，对家族先祖粉饰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家族先祖的神化与崇拜。

三、福建独特的历史留在族谱中的影响

福建开发较晚，自两汉之后，因为战乱，北方中原地区的士民不断迁入，由此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对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对闽越的土著文明，自然显现出中原文明的优越性。尤其是西晋末、唐初和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士民迁居福建的三次高潮中，他们都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进入闽地的。当中原地区的门阀士族制度由盛向衰、甚至土崩瓦解的时候，福建的巨家大族仍然不忘以门第相高，以世阀而自诩，并且久久长存于社会观念之中。再加之北方士民入闽之初，福建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落后的开发现状，缺乏应有的政府控制力和社会秩序，人们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空间，大多依仗自身的势力甚至于军事实力，弱肉强食，以强欺弱，以众暴寡。在这种封闭的社会环境里，家族的团结尤显重要和迫切。因此，至少在唐代，福建的一些家族就已经开始修纂私家族谱。到了宋代，福建的开发进入了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时期，中央政府对于福建地方的统治也完全确立。当中原的官僚士大夫和理学家们大力倡导敬宗收族和修纂族谱之时，福建民间也掀起了构建家族组织和修纂族谱的热潮，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末五代间，王氏在福建第一次建立了具有完整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割据政权，其子孙亲戚成为皇族贵胄自不待言，就是那些追随入闽的亲兵将士们，亦无不以福建的统治者自居，显赫一时。他们的后裔分居各处，自然成为当地的名门巨族。这样一来，福建的其他族姓纷纷仿效，在修纂族谱时把自家的入闽时间，扯到唐末五代；或是把自家的中原居地，与河南光州固始县联系起来。

饶有趣味的是，那些比王审知更早入闽的姓氏，也为这种风气所感染，把自家的中原籍贯改称为光州固始。

光绪晋江《灵水吴氏家谱》卷一，福建闽县人陈宝璐在《续修族谱序》说：“吴氏其派也，固始之吴，其先不可考。而闽人言氏族者，喜称之，盖自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定闽，优厚桑梓，居民率谩称其乡人以为重，以是为郑夹漈、陈振孙所讥。自永嘉入闽，八姓皆然，不独吴氏而已。”

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开漳圣王陈政、陈元光的后裔子孙，也无法抗拒这一潮流，改籍称为“光州固始”。康熙二十一年，陈时夏在安溪《清溪陈氏族谱》里《重修族谱序》云：“谱闽族者类皆出自光州固始，盖以五代之季王审知实自固始中来也。……而必谓闽中族氏皆来自固始者，诞甚！”

对此，陈元光的出生地光州，在清代数版的《光州志》中亦有明确的表述。如顺治十七年《光州志·卷之十·人物考（下）·武（职）》篇中记载：“唐 王潮 为威武军节度使，弟弟邽为泉州刺史，审知、梁以为中书令，封闽王。兄弟乘唐末之乱，割据闽中，其后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于浮光者。一作潮为光州固始人。”

陈支平先生在《福建族谱》中这样说：“门第相高、讲求实力、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长期存在于福建民间家族社会里。由此而形成的族谱文化，同样更具有夸张和炫耀的特点。”由此，我也理解了一首被收录在福建家谱中报丧诗中的炫耀：“第宅参文武，姻半帝王。珠楼帘结绮，花苑水流香。礼节传家范，簪缨奕世芳。飞鞭驰道坦，聚盖艳阳光。箫鼓迎欢会，桐麻遣唁丧。”这样的炫耀会是一位深受礼教洗礼的儒将所能写出的吗？

四、福建史学界对“光州固始”的批判早已有之

福建族谱称祖皆曰“光州固始”这种现象，在宋代已成风气。上文所述宋代福建莆田人，著名史学家、谱学家郑樵（1104—1162年）在为《荥阳郑氏家谱》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

与郑樵同时代的莆田人方大琮（1183—1247年）追随郑樵，主张闽人伪托固始籍贯是为了换取闽国统治者的优待，他在《铁庵集·卷三二·题跋叙长官迁莆事始》中说：“曩见乡人凡诸姓志墓者佥曰自光州固始来，则从王氏入闽似矣。又见旧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来自固始。诘其说，则曰固始之来有二：唐光启中，王审知兄弟自固始，诸同姓入闽，此光启之固始也；前此，晋永嘉乱，林、王、陈、郑、丘、黄、胡、何八姓入闽，亦自固始，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独莆也，凡闽人之说亦然。且闽之有长材秀民，旧矣。借曰衣冠避地远来，岂必一处，而必曰固始哉？况永嘉距光启相望五百四十余年，而来自固始，前后吻合，心窃疑之。及观郑夹漈先生集，谓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之。后绪拔二州之众，南走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人。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当审知之时尚固始人，其实非也。然后疑始释，知凡闽人所以牵合固始之由。”

方大琮在《跋方诗境叙长官迁莆事始》中还说：“衣冠避地而来，岂必来自一处……王氏初建国，武夫悍卒气焰逼人，闽人战栗自危，谩称乡人，冀其怜悯，或犹冀其拔用。后世承袭其说，世祀邈绵，遂与其初而忘之尔。此闽人谱牒，所以多称固始也。”

类似的评说，在宋以后的福建文献中屡有提及。如嘉靖十九年张继明在泉州《湖张氏族谱·叙》云：“宗之有谱，所以纪世系、明族类、示仁孝也。……盖五季之末而宋之始欤？然世远文字湮废，自一世至十三世名字世数已不可得而详。又云来自光州固始，盖泉（州）叙谱之通说也。”

明代学者、泉州府同安县凤山人洪受甚至作《光州固始辩》一文指出：“今全闽郡县，上至大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诬乎？间有之者，亦审知之子孙与士卒之余裔耳，然保大之际，且迁于金陵矣。”

福建的史学家以及族谱编撰者，从宋代的郑樵、方大琮，明代的张继明、洪受，到清代的陈时夏、陈宝璐，乃至当今的福建史学界泰斗级人物杨际平、谢重光、陈支平等，对唐末五代王闽政权留在福建族谱中的影响，都有着清晰的认识。

陈支平先生在《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福建族谱》《福建六大民系》等著作中都表达出，为换取闽国统治者优待，伪托固始籍贯是造成闽人称祖皆曰光州固始的原因。“许多与王氏兄弟入闽毫不相干的家族，为了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亦纷纷借托祖籍光州固始，以夸耀门庭”；“福建的其他族姓纷纷仿效，在修撰族谱时把自家的入闽时间，扯到唐末五代；或是把自家的中原居地，与河南光州固始县联系起来”；“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固始同乡，大多成为闽中的统治者，门阀宗族的夸耀尤成必要。于是，其他一些不是来自河南光州固始的姓氏，亦相继附会。故自宋代以来，福建民间的许多族谱，往往记述自家的渊源为河南固始县，其中显然有不少是漫为标榜，而并非来自河南固始。”

杨际平认为，陈元光籍贯光州固始之说与王审知入闽后，“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有关，“极为有趣的是，不仅《颍川陈氏开漳族谱》说陈政、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甚至连《白石丁氏古谱》也说，早在陈政、陈元光入闽之前，曾镇府与丁儒即已来自光州固始，镇守该地区，而后定居于漳州。如果说这是巧合，也实在巧得离奇。有的学者独疑《白石丁氏古谱》，而不疑《颍川陈氏开漳族谱》。笔者却以为，无论是曾镇府、丁儒，还是陈政、陈元光，都不是来自光州固始。只是因为王审知独优固始人，故曾镇府、丁儒、陈元光的后裔才自称来自光州固始。以后更相沿袭，遂为其族谱与某些地方史志所采用。”

谢重光说，福建人喜冒籍光州固始的现象“虽经有识者如郑樵、方大琮等的揭露抨击，仍相沿不替，且越演越烈，明末以降，连唐初就在闽南建立了赫赫功业的陈元光及其一部分部将的后裔，也不能免俗，将祖籍改为固始。”谢重光认为“固始现象”有着很深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五代闽国及一大批将士来自光州固始，在社会上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地位，所以自五代以降，先有一部分来自江淮的移民为了沾皇族桑梓的光，将祖籍地改为固始，后来并非来自江淮的汉族移民也冒称固始人，流风所被，最后连闽粤土著后裔也编造或改窜族谱，将祖宗伪托为固始人。”

五、来自豫闽两地跨越四百多年历史的两次正本清源

因为福建族谱记载上的错误印记，才有了今天生活在陈元光出生地光州的文史工作者们，自觉的、集体的、义无反顾的去查找海量的资料，搜寻各种官史的记载，并在2016年厦门大学举办的陈元光文化论坛上举起了“让历史的归于历史，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的正本清源之旗。事实上，早在400多年前的明代，就有福建龙溪人，陈元光36世孙陈烨，已经在光州，以实际行动和公开声明做了第一次的正本清源。

陈烨于明万历丙子（1576年）知光州事。我们细细品读陈烨为《光州志》所作的序：“烨之先世元光，光人也，唐时随父政领兵戍闽，因家焉。今来守是邦，则视邦之士夫子弟，皆其乡人也……烨承乏光州。光为汝南巨州，属邑四……越明年，复得固始故先生葛公臣所纂《志略》。”我们是否注意到，陈烨这段话中，第一个“光人”的“光”即指州府所在地的“光州”，即今天潢川县境内；第二个“光州”却是指下辖四县的“光州”。这里面的逻辑就是，如果第一个“光州”指的是下辖四县广义上的“光州”——具体地说是指包括“固始县”的光州，或者陈烨认固始为祖地的那个“光州”的话，那么他接下来就不会又有“复得固始故先生葛公臣所纂《志略》”这一句使用的“固始”了。陈烨没有因为光州下辖有固始县就把固始简单地称为光州。这个“固始”和他心目中的“光州”祖地是有区别的。

陈烨是一位关心文化建设、有着丰富文化积累的传统知识分子。他在光州任上，完成了光州十景中两个景致的修建。《光州志》记载：“萧王故庙……万历甲戌，闽陈守烨来莅兹郡，感神示梦，遂重饰殿宇而貌祀之”、“文笔层峦……知州陈烨令训导苏万邦鸠工庀材，崇建台榭，颇为一郡奇观”。他又重修《光州志》，他体察民情，施行“一条鞭法”，百姓感其德，立《陈公条鞭德政记》碑记、祀名宦祠而名垂青史。那么，今天的人们有没有想过，陈烨为什么要在《光州志》的序言中这么大张旗鼓地说“烨之先世元光，光人也”？他长期生活在福建，难道不知道福建族谱中有“光州固始”的论断吗？以陈烨是一名热爱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修养，他不可能不知道。

陈元光“光州弋阳说”在官史中，最早出现在明官修地理总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的《明一统志》中。该志记载：“陈政墓，在南靖县南新安里。唐诸卫将军陈政领兵戍闽，卒于此。政，光州人，元光父也。俗名将军墓。”同一本书还记载有：“王审知塜，在怀安县北。审知，光州固始人，五代时称闽王，卒，葬于此，后諡忠懿。”由此可知，《明一统志》是严格区分“光州人”和“光州固始人”不同的指称。这要比明万历元年（1573年）罗青霄修《漳州府志》时在官修志书中才第一次出现陈元光“光州固始说”，时间上要早一百多年。

就是在福建地方志上第一次出现陈元光“光州固始说”的三年后，在陈元光的老家，陈烨才闹出这么大的动作——根本就没有买近在咫尺的“固始”账，发出了“烨之先世元光，光人也。”这又何尝不是一次向时人、向族人的“正本清源”呢？

官方史志对陈元光“光州固始”的描述，仅仅局限于福建地方志书的记载，同时，在福建地方志中对此也多有批评。康熙54年版《漳州府志·卷三十四·杂记》即云：“陈元光，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亦光州固始人。而漳人多祖元光与泉人多祖审知皆称固始。……本之以当审知之时重固始也，其实谬滥。”

陈支平先生在《福建族谱》一书中认为，福建族谱存在着撰写原则与实际不相吻合、假造冒托、夸张炫耀等诸多特点。当然，民间族谱的文化功能，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我们也大可不必把学术的功能看成是无比的崇高与伟大。对于基层社会广大民众以及乡族而言，族谱的编撰与传承，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幻觉的追寻与现实功利的联系纽带。但是，假如我们还是希望坚守着学术研究的阵地，那么审慎严肃的立场必不可少。假如我们希望发挥其他的文化功能，那就自然另当别论，自有高招。但是最好不要打着学术的招牌，以免把学术折腾得面目全非，一地鸡毛。

同时，我们在陈元光籍贯问题上还应该分清，我们探讨一位将领、两位将领是某个地方的人，并不代表他带过去数千将兵也是同一个地方的，或者只能出在一个地方。具体的问题都是要具体地去分析的，这才是科学的方法。这或许就是相关学者对陈元光“光州说”与陈元光“光州固始说”的不同之处吧。有感而发，零零碎碎。鸡同鸭讲，该讲还是要讲。我们纪念的是我们光州的乡贤，我们弘扬的是我们光州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