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在这一年，莎士比亚似乎被命运撞了下腰，突然成了另一个人，用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的话说，“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位伟大诗人出了什么事，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他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可怕的、震撼他生命的事。正是从1601年起，莎士比亚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李生滨说：“作家的风格其实就是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内在性情的审美显现。”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生活经历、个性的转变往往伴随着其文学作品的风格方面的改变。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因此全面转向了悲剧，创作出了《哈姆雷特》和《裘力斯·凯撒》等悲剧性作品。世界在他眼里不再美好，坍塌得厉害。他借哈姆雷特的仰天长啸，发出了无奈的感慨，“这时代脱了节了”，却又在之后说出“天生我，偏要我把重新整好”。

在艺术史上大致有过三类悲剧的样式，一类是希腊式的悲剧，其主题以人的命运为主，背后却是诸神无常的旨谕；一类是易卜生式的现代悲剧，把困难放在人文主义的理性中，显出启蒙的迫切和焦灼；还有一类就是莎士比亚的悲剧，或者说是“基督教悲剧”或“哥特式悲剧”。哥特式的教堂建筑高度像削尖了脑袋似的直冲云霄，连教堂内的人像也尽量往拉长拉高，表达着把人引到上帝面前的强烈愿望。“若没有这样一个向着天空的尖锐穹顶，就没有哥特式，也没有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的“义侠加牧师”的角色设定，他王子的身份，根源于《诗篇》里上帝的话，“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其身份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被叫做宫廷的地方以及他高贵的出生，更是对一个宇宙秩序的堕落和拯救的指涉。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价值不是单纯地对欲望、权术的陈列，而应该是“使人知罪，再把苦难放在一个能使苦难获得审视、赦免和安慰的背景当中。”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悲剧的经典中的经典。哈姆雷特剧情的原型来自于12世纪末的丹麦史中一位王子的传奇故事，不过被莎士比亚放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写出了他的悲剧。哈姆雷特的王子身份，他对道德秩序的自觉担当，以及他令人心疼的柔弱和孤单，容易让人看着他越行越远的背影放声大哭，他像极了走向十字架的耶稣。

哈姆雷特的悲剧，是悲于对在人堕落之后，是否能够重建的担忧。在他发现叔叔杀兄娶嫂之后，生在帝王之家的哈姆雷特，他发出的悲叹不是针对这个国仇家恨，而是指向一个全人类的宇宙秩序。在他眼里脱节的不是一个家，而是整个时代。所以他觉得复仇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

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了三种优柔：

首先，是出于对苦难背后必定有一个不可揣测的绝对旨意，或者说是对超验真理及其主权的畏惧和仰望。哈姆雷特在决斗前对他的朋友霍拉旭说，“一只麻雀，没有天意，也不会随便掉下来。注定是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他还说，无论人怎样辛苦图谋。冥冥中的那一位，早已把结果布置好了。所以他在知道叔叔的劣行后，陷入了绝望里无所适从。当他在城墙上遇见先父的鬼魂，他的盼望被激动了，但他的优柔寡断，瞬息万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复仇，重整乾坤，但是又担心鬼魂是假的，不敢相信先父的鬼魂，担心被骗，如此反复，他发觉自己不是自己的主人，只好装疯。舍斯托夫说，“他顿时觉得先前一切的信念与理解，全都成了儿童的臆想，无论是费希特的滔滔雄辩，还是康德自称有着科学根基的道德律。”

其次，是罪的可怕超过了人的愤怒。叔叔的弑兄娶嫂不只在行为上刺激了哈姆雷特，其罪恶的程度之深，罪的权势之大令他受到了更大的惊吓。古人有“化悲愤为力量”的古训，但惊吓却会让人害怕，乃至胆怯。王子用剑挑起一副骷髅，把他的叔叔称为“第一个杀手该隐”。而他的叔叔克劳狄斯也受着自己犯下的罪恶的压迫，祷告着：“啊，我的罪孽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担着一个从创世以来最初的诅咒，杀害弟兄的暴行。”受良心谴责的新国王在脱了轨的世界里发出撕裂的哀号，“难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洁白吗？”克劳狄斯的灵魂上锁承载的诅咒堪比该隐的诅咒。哈姆雷特的优柔让他最终选择了假装癫狂，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复仇是否一样“把他杀死在自我申冤的罪孽里”。他的愤怒抵不过他对罪恶本身的恐惧。

第三，是对罪的忏悔和饶恕。在叔叔在祷告、忏悔时，哈姆雷特再次犹豫了。最后，他和叔叔都死了，他以自己的血完结了这场罪恶，并和叔叔饶恕了彼此。

《哈姆雷特》的悲剧是无以言说的。因为他还有他的爱，又不只爱那应该去爱的人，更爱那最不可爱的仇人，乃至爱那不可见的上帝。他的优柔，他的信仰，又让他的苦难显得更无奈。

写于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