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
其方法步骤如下:一,通过格物的方法,穷究大千世界的原理,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二,“致知”,把所谓的外在的知识逐渐变成自己的一种智慧,而那些对抗大自然、奴役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人最终将受到规律的惩罚。三,“诚意”,“意”是没有显示和言说出来的思想,主要是内在的活动和心灵的一种波动。这个时候叫“诚”,叫“慎独”。四,“正心”,正心就是为公心而放弃一己之私欲,而把心换成一种中正的公心。五,“修身”,言辞要雅逊,合乎规范,行为方式和仪态要中和、平和,而且身心合一,不能是面和心不和、身心相分、口是心非。六,“齐家”,在整个家族当中显示出自己卓越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整齐整饬的能力。七,由家及国,把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合二为一,对待国家和人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人员一样充满了爱心。八,使天下太平。当然,就历史语境而言,当时所说的国主要指的是诸侯国,当时的天下是四海之内。与今天的全球和世界有区别。但今天在全球化时代,也可以放宽眼光,把天下看成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从而发掘引申出儒家思想中合理成份,放眼整个世界的风云际会。
(一)内在修养的人格境界
《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这一段话中的“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是很重要的关键词,也表明了八个层次。
这八个层次形成一个有外到内的谱系:“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相应还有八个动词,“平”、“治”、“齐”、“修”、“正”、“诚”、“致”、“格”。这八个动词非同一般,意思值得深入探究。在八目中,“平天下”、“治国”、“齐家”可以说是一种“亲(新)民知识”,通过启迪民众的智能,把自己所体会到的东西传播到天下去。这是对外的一方面,对内的方面是修身。如果说前面的外是外王,那么这个内就是内圣。
“修身”主要强调言行的一致,言语的谦恭,行动的合乎规范。中国人历来都强调修其身、正其身。 “修身”之后是“正心”。
“正心”并不容易把握。心正不正不能从表面看出来,即使有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心正也不能完全相信。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知心”之难。知心之难也就是在于不能把握那颗心到底正还是不正。儒家讲究的“正心”就是让自己做到问心无愧。“正心”的关键是“诚意”。
“诚意”有多方面的要求,其中真诚性、本真性、真血性,这些“真”是“诚意”的关键所在。
“致知”是指“凡一事不晓皆为耻”,要尽其所能去把握外在世界的各个方面的知识以全面提升自己。
“格物”在古代,“格”有多重含义,今天只保留下来部分含义,比如“格斗”这个“格”,就是指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推举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除此之外,“格”还有另一个意思是“穷极”,即对事物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精微地加以了解观照,并去把握它。“格”的意思就是指去掉那些遮蔽眼睛的表面现象,看清楚事物的本质,这就叫穷极观照。这个“格物”在古代被人说得很玄,或者很形而上。其实,“格”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去掉事物的表面现象,对它加以深度把握,本质直观它的真实本体。“格物”就是要排除那些虚幻的、引你走入歧途的东西,去把握真实的本质。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中的“八目”,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因为《大学》后面的章节都是在阐释这“八目”,阐释如何通过“八目”的修行,而达到“三纲”的最高境界。在中国人看来,《大学》的“八目”有着很深的价值关怀和人文意识,并没有因时代变迁而完全过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并不都是明日黄花,它仍可以在当代引导人抛弃虚假的消极的自我而走向真正的善良的自我。
“格物”就是尽可能去把握对象世界的本质。“致知”就是主体去掉蒙昧变得智慧起来。“格物”“致知”之后使自己“诚其意”。“诚”极为重要,甚至一本《大学》都立足于“诚”字。“诚意”之后是“正心”。此时的“心”就如同一块透明的翡翠,一块珍贵的宝石,经过了纯净心灵陶冶精神之后,在言和行上达到君子所具有的合度与规范,并以这样的君子风度去治理国家,使天下和谐太平。
家是国家的最小细胞,家是个体安顿自己身体的一个基本单元。没有家,人将漂泊无依;没有家,国将变得不稳定,所以人们总是期望“家和万事兴”。因此,儒家把进退有节长幼有序的“齐家”,看成是一个人成年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家族里边要言行规范,要有能够齐家的协调矛盾的能力。
人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要参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首先就是家,然后是国,而修养或责任的实施也是由“齐家”到“治国”。有的人会认为,治理国家与个体没什么大的关系,而是那些当领导的人去治理的。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正说明天下的事、国家的事并非与个人没有关系。如果国将不国,家何为?人何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国与个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在我看来,《大学》的“八目”尽管产生于先秦语境中,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对心性之学的强调,对诚实、心诚、心正的强调,让人见小利见大利而不为不贪,这些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很多人并没有重视自己的心性教养自我修养,而是贪婪无比、肆无忌惮地投机钻营,费尽心机地去钻制度的空子、钻法律的空子以中饱私囊,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绳之以法”。
(二)“内圣外王”的反思性思考
可以说,今天的新儒家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一种拯救人世的努力,但也有根本性问题。因为“内圣”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大方面的内容,都跟自我个体相关,是“内圣”之学修为之学。这五点很重要,但却不一定能够开出“新外王”。“外王”就是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想开出“新外王”很难,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强调的是心性调养自我陶冶,因此修身是一个自我提升、灵魂净化的过程。但要说道德很好了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看来可能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社会并不仅仅包含个体的方面,还包括制度的方面。一个灵魂再好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制度,他的好就不可能被他人接受,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形成平等对话,这个社会也不能达到良性循环。人类仍然需要具有公正性、合法性的制度,制度的建立仍然是必要的。因为用心性只能起到陶冶心性的作用,但并不必然开出新外王。教育可以直接影响人的心灵和道德,但教育不可能直接导致制度的完善。从内心进行教育就可以对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还是太理想化了。在这一点上,新儒家有他们的局限性。
反过来看,制度好并不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官吏,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治国。尽管我们拥有了一个健全良好的制度,并不意味着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安排好的社会生活方式。一个健全良好的制度确实可以遏制人犯罪,可以遏制人因小失大,可以遏制人懒、馋、占、贪、变、败,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如此。在一个人自己内在教养不严的情况下,也就是“内圣”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他身居高位,很可能会以制度的合法性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情。我也不同意西方人所谓只要制度好了,这种制度就天然地保证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首相总统治国的看法。在东方的强调心性陶冶和西方的强调制度方面应该形成互补,应该进行和谐地对话,而不要形成二元对立。应该说,一方面个体需要提升,灵魂需要净化,另一方面制度需要加强,由此使得制度和灵魂成为一种互动的圆融和谐的模式,而这就可能是解决未来天下太平、人类和谐的关键。
(三)格物的精神指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序叙述之后,又反序申说一遍,说明八目之间的关系很密切。[3]当你穷极观照那个物,你就可以获得一种智能。当你获得了一种智能以后,你的意志可以正平。因为只有智慧者才可能剔除内心的私欲,尽可能地使自己公平、公正和善良。一个蒙昧的人,你要求他的意诚,他可能会诚,但是你要他完全消除私利却不可能。意诚才会心地端正,心地端正才会言行得体、修养合度。这样才可以让整个家族生活整齐、规范、良善和和谐。有了这种能力和品德,就有资格服务社会,才可以去治理国家,成为一名好的官吏。治理好国家以后,才可以使得天下太平,使得人类的大同世界到来。
这是中国古代所说的由小及大、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不要以为小事就不必在乎,认为不值得做,而小恶就可以做,在小节上可以不断地犯错。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一个人小时候的某个习惯可能决定他一辈子的胜负。这就在于他是否认真地去格物了,是否获得了对内在自我的一种提升,从而彰显一种差异性的精神魅力。
《大学》三纲八目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君子品行,使其逐渐完善人格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大学之道”是一个人的成年的仪式,成人之礼,“大学”让他掌握一整套社会话语、社会伦理并获得一颗谦让、礼让、仁爱之心。这就是君子的境界,也是孔子所赞扬的理想人格。对君子的强调是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由孔子开创,中接曾子,被后世发扬光大。君子有四种精神品格:
其一,君子行“中庸之道”而“忧道不忧贫”。[4]“中庸之道”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忧道不忧贫是指他把对道的担当、对道义的施行、对大道在普天下的运行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任务,而贫只是暂时的。
其二,君子责己宽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5]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去要求别人做到;他自己不能达到的境界,不要求别人达到。这说明了上行下效,榜样的力量非常重要,这是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或者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不想去做到的事情,也不要让别人去做。这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一种基本的共识,也是东方思想对人类的贡献。君子“群而不党”,不拉小圈子,不拉帮结派,不搞宗派主义。这正是仁者爱人思想的放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性。
其三,“君子不器”, [6]博学慎思,三思后行。学很重要,“大学之道”的学就是让每天去掉自己心中不好的东西,而揭开被遮蔽的东西,启发出内心本性的光明。慎思还指做什么事都不能鲁莽行事,要三思而后行,三思即多思,即思这件事情会不会损害他人,思这件事情会不会损害家族,思这件事情会不会损害国家。三思的目的就是要利他、利家、利国。
其四,“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7] “亲贤臣、远小人”, [8]诸葛亮的话就是儒家思想的一种体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君子则成君子,近小人则成小人。一个人要接近君子贤人,从而营造出有利于自己积极发展的美好的人文环境,不断地提升自己。
在我看来,《大学》是在战国时代整个思想重心从周代的“礼”逐渐转向孔子的“仁”,并以君子为仁的体现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光辉思想。大学之道就是把礼——社会的伦理内化成内在的仁心和仁爱,又把这种内在的仁心和仁爱变成一种外在可见可感的君子形象。当有了这样一群慎思独行、无私为公的君子,未来的人类才会是真正的“成人”,也就是领悟大学之道的人,那么走向“天下和平”尽管仍然还会有层层风险,但是人类觉悟者的仁爱之心和榜样的力量,必然会使世界良性发展而变得更加美好。
[1] 《礼记·大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
[2](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1 页)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三》)。
[3] 徐复观认为,《大学》对八条目的陈述,“使人容易感到从‘明明德于天下’到‘格物’,再从‘物格’到‘天下平’,中间不要增加什么。物格与天下平之间,好像可以划上一个等号;而中间的项目,几乎仅成为媒介体的虚设。”他认为朱熹和王阳明都误解了这一陈述形式,“朱元晦对此的解释,意义完全落在格物上;而王阳明则实际完全落在致知上。其实,《大学》的这种陈述,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只在表明其本末先后。并且此处之所谓本末,只表示先后,而非表示轻重。”《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4]《论语·卫灵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8页。
[5]《论语·卫灵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8页。
[6] 《论语·为政》,(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2页。
[7] 《论语·宪问》,(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12页。
[8] 诸葛亮《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