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与汉学

    十几年前，我提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文化理论构想。这一理论的核心关注就是中国身份、中国形象、中国立场的合法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谁来言说中国、代表中国。由于几百年间西方汉学在海外中国文化传播和文化形象建构中的巨大影响，成为探讨这一学术问题时无可回避的入思起点，反躬自省的一面镜像。

    近十几年来，我在美国、英国、非洲一些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巡回讲演和教学，接触过很多汉学家，感受到中国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而东亚文明圈对古老中国典籍、制度、礼仪的乡愁眷恋，与其对现实中国的猜忌芥蒂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曾在浩如烟海的国家图书馆文库中搜寻晚清以降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踪迹，却惊异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我注意到，自沙勿略、利玛窦等传教士开启了入华的先河以来，除辜鸿铭、钱钟书、程抱一等少数华裔人士外，更多译介中国文化及哲学入西方的使命，恰恰是由一代又一代西方汉学家所承担的，以耶解儒的文化对话，路易十四的数学家穿梭行走于康熙的宫廷，耶稣会士对于伏尔泰、莱布尼茨的深刻影响，启蒙时代前后西方的“中国热”……中国文化的最早输出不是主动而是被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汉学家往返于东海西海，开启了西方了解中国的语言、风俗、文学、思想的大门，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众说纷纭的争议与公案。

    当然，在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学理论看来，以异域旅行者身份传入某种文明的行为，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侵略与奴役。西方学者代表他们认为无法“自我代表”的文明对象发声的行为，隐含了物我两分的现代主义思维、线性历史观和西方优越论，知识叙事将第三世界边缘化、野蛮化、物质化，成为安静待在角落供西方人窥视的异域景观。后殖民主义批评大师萨义德批判以近东阿拉伯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东方学家，他们貌似客观中立的学说著作中，隐含着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从而成为西方入侵东方的文化先遣队。

    在译介并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过程中，一种疑问始终徘徊在我的心头：远东的东方学——汉学的真实历史面目又当如何？在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现代汉学等阶段，无论是终其一生未能如愿入华的沙勿略，不远万里来华奔走传教的利玛窦，为坚持正确的天文历法而锒铛入狱的汤若望，还是伯希和、戴密微、葛兰言，经由中国重新发现西方的于连，由于中国情结而遭受迫害的费正清及其弟子，包括我近年往返欧美邂逅的西方汉学教授……我实在无法将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同这些鲜活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殖民主义包括新历史主义提出的问题又分明真切横亘在那里，如果细读汉学家著作中某些章句与段落，也确实会发现一些文化偏见、套话甚至文化政治学端倪。看来，“主义”与“问题”之间生成了某种断裂，而这恰恰是入思的契机，只有解释这种断裂，才能真正还原出汉学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当代价值意义。

    在我看来，对汉学的重新评价与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再次审视，其实是一个精彩的复调故事开端。“历史实体”与“批评方法”互为镜像，在对方眼中看到自己，继而自我修正。这是一种新的主体间性批评—理论互动模式，有助于摆脱为单一文化寻找神圣开端的惯性冲动和为某一理论寻求恒定真理性的陈旧逻辑。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后殖民视域下的西方汉学研究，隐含着很多有待开掘的学科史和方法论意义。

    胡淼森博士的著作《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研究：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就是这样一种突破传统文论研究模式的尝试。该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作者尝试将中国文学的形象问题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从西方人视野下中国文学形象的谱系入手，系统考察作为中国文学形象西传的中介——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描述，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的自我定位与形象输出问题。作者对西方汉学史上涉及中国文学观的学术史材料掌握充分，对于同中国文学形象相关的哲学、美学、文艺批评和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应用准确，所使用的材料、数据真实可信，具有较强的前沿意义和实践价值，显示出一定学术眼光和理论勇气。

    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后殖民批评方法引入汉学研究，对汉学家误读和悟读中国文学的理路进行考量与思辨，厘清后殖民批评与当代中国汉学研究沟通互动的可能性问题，系统而深入地讨论了中国文学走出汉学论述框架而自我表述和输出的未来前景，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形象与价值研究的新问题域。作者史论结合，采用层层追问的方式组织结构和逻辑论证，深入18世纪以降的西方汉学史，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详细讨论了汉学家中国文学观的生成谱系、学科范式及其现实影响，按照时代顺序深入分析了从欧陆到美国的汉学转型及其对中国文学形象的介绍描述，概括总结了若干桎梏汉学家真正理解中国文学的套话和偏见，最后将落脚点放在还原中国文学真相从而对世界文学与文化有所贡献的问题上，显示出较强的文化关怀意识和学理省思意识。

    当然，本书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特别是对于汉学家接触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还可进一步梳理，对汉学家中国文学观的未来前景还可进一步阐释和说明。

    我十分同意作者结语提出“中西互动，走出汉学”。汉学的背后是西方现代性以来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导致对于某种文化的价值判断过于依赖判断者的眼光与需求，甚至严重脱离文化本身的历史与现实而成为某种封闭自足的话语体系，这是现代学科发展的共同弊端。汉学只是必须被超越的原点，研究西方汉学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汉学家进行道德审判，而是为了自我言说、自我输出中国文化。今天，人类文明早已走出中西之争的洪荒岁月而进入古今之争的太空时代，决定文明间竞争结果的不是器物而是思想，不是空间而是时间，不是财富而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形象不能依靠善良的西方汉学家塑造传播，这一点我在十几年前的《中国镜像》《发现东方》等书中已经清楚地表达过立场。正如鲁迅所说“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文化自信，对话的未来就是言说，中国文化已经开始了走出去的步伐，正在迈向浩瀚无边的东西方大洋彼岸。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在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练后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而追求和睦、和谐、和平的“三和文明”，必将成为对现代以来西方竞争、斗争、战争的“三争文明”的超越，引导人类共同进入理性、宽容、温情、敬意的光荣时代，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性宽容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常识，让“万物并育而不像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古遗音奏响新世纪乐章的序曲。这大概就是五四以降一代代中国学人心目中“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真谛罢。

    我与胡淼森博士在燕园结下的师生情谊，可以从2000年他选修我的《文艺美学》课程算起，直至一路考取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屈指一算已有14个年头。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理论，硕士论文是以文艺美学的时空体验视角研究西方社会学思想，博士论文是他11年燕园问学生涯的总结，他在同我多次讨论后，选择从后殖民视角进入学科史研究，梳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识流变，折射现代以来几百年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形象。作为老北大，他善于钻研、勤于思考、严谨治学，对中西文学交流史、中外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等领域有过细致梳理和独立思考，在校期间有多篇科研成果发表于学术期刊，并有专著和译著出版，包括同我合著出版的《文化战略》一书，还担任过《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主编。这些年来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他奔波践履，承担了不少学术助手的任务。如今看到他博士论文书稿杀青，倍感欣慰。值得一提的是，胡淼森博士毕业后考入中央机关工作，未如众师友所望留在高校继续学术研究，这无论对于他本人的治学理想还是对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而言，都是一点小小遗憾。不过正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说“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叉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点，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新的环境使他更加成熟，对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察思考更多一份冷静与沉着，对于中国政治问题亦常有文章见诸报端。我想，世上没有绝对的遗憾，对于未来的中国政治生态而言，多一些这样有作为的年轻人也是好事。

    衷心祝贺胡淼森博士的论文付梓出版。我非常欣赏他在书中所引用萨义德的话“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希望他未来的事业人生一切顺利，永远保有北大赋予他的独立、理性、宽容、担当精神，让学问成为一生的气质。

    是为序。

                                                     2014年深秋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