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6日，新浪“微博辟谣”有这样一则案例：2011年11月25日名为“上海最富拆迁经理项伟国”所发的微博中，“项伟国”自称拆迁致富，但因为女儿被轮奸上告无门而良心发现，要揭露拆迁内幕。这条微博用户的自我介绍还有项伟国的电话及家庭住址。后发帖网民陈某（女，1981年生，上海本市人）承认发帖事实，并表示所发内容均系捏造，也未掌握所谓“拆迁黑幕”，只想以此方式引人关注，获取拆迁经济补偿。

    最近几年，拆迁问题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发，引起社会冲突和抗争的主线之一。在因拆迁问题引发的抗争中，抗争形式多种多样，从滑稽到惨烈，从下跪到挂国旗，从自焚到自制坦克。而上述案例中通过微博造谣试图在拆迁中维护或争取利益的形式则别具一格。但这种独特并非偶然，谣言作为武器，将成为网络时代一种社会抗争的新形式。

    在众多的网络谣言中，别有用心者有，素质低下以此为乐者有，吸引眼球者有，抗争者应该也会有。然而在别有用心者之外，以此为乐或吸引眼球者散布的谣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抗争。

    西方对于社会抗争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其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已被中国学界所接受并运用。对于个体抗争行为的解释最适用的无疑是心理怨恨理论和弱者武器理论。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寻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求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的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1]这种颓丧和不满造成了社会挫折感。而这种挫折感成为个体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争的动力。但在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吞并市场和社会，市场刚被释放出来不久，社会才是刚刚发育的这片土地上，抗争显得迫切却无奈。在市场和社会真正成形之前，任何抗争都只能凭借弱者武器展开，消极而无力。

    在中国，挫折感和抗争的渴望，实际上不只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因而个人的社会抗争，实际上是社会的抗争。整个社会在为其自身长期以来的被剥夺感而抗争，又在为自己本身的缺陷奋进。在这样一个整体抗争的社会中，个体的抗争必然显得无中心化。因而并不能说上例中陈某为了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发布谣言就是抗争，而其他谣言者散发看似与己无关的谣言就只是别有用心或素质低下。

    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需另则标准。而这一标准的设定将建立在对三个问题的回答之上：社会抗争是否需要就事论事；社会抗争的主体是否必须是当事人；抗争的事实是否存在。这一标准将被设定为：只要抗争的事实存在，无论是否是当事人在就事论事，任何对抗争对象的行动，都被视为社会整体的抗争，也就是每个社会人的社会抗争。

    毫无疑问，虽然谣言是谣言，但谣言所指向的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官民矛盾、环境保护、政治改革等社会政治问题却都存在，谣言虽然没有就事论事，却在客观上做到了实事求是。中国历史上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2]谣言是无权者争夺权力的致命暗器。而如今，面对种种社会问题，谣言也就成了个体进行社会抗争和社会自身进行抗争的武器。

    当然，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这种抗争形式变得更有效能了。因为网络在信息传播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网络本身成为了人们生活本身的一部分。社会问题存在一天，谣言便始终有巨大的市场，能快速传播，并为人所切身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谣言消弭的关键不在于要求民众成为智者，而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