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古城
2024-11-02 0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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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古城
寿县古城，位于安徽淮南市，西据淮河，东临淝河，北依淝河入淮口，隔河临靠八公山，“侍水以为固”，四周以水为天然屏障，古称寿春、寿阳或寿州，是楚文化的故乡。自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都于此，曾10次为郡，并屡为州郡治所。早在殷商时，寿县就是南方诸侯的封地，东周时期是蔡国、楚国春申君的封地。公元前493年，蔡国将国都迁于寿，即如今的寿县，公元前447年，蔡国被楚国所灭。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继位，任命春申君黄歇为令尹，赐淮北十二邑为封地，春申君随即建寿春邑，使之成为封地中心。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国“东徙都寿春，命曰郢”。春秋时，古寿春已发展为当时全国六大都会之一(洛阳、邯郸、临淄、宛县、成都和寿春)，先后成为蔡、楚两国的国都，人口达到35万，一跃成为寿春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规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班固《汉书·地理志》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
远处八公山
秦汉时期称寿春，为三十六郡之一九江郡的治所。汉高祖时先后为外姓王英布和宗室淮南王的王都。元封年间，西汉置十三州刺史部，寿春为扬州刺史部下辖的九江郡治所。至汉武帝年间，寿县成为汉代南方经济文化中心，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炼丹著述，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淮南鸿烈》等历史典故。
东汉末年，袁术称帝，以寿春为都。东晋末年，为了避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生母郑阿春的名讳，改寿春为“寿阳”。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在八公山麓、寿阳城下，东晋以8万“北府兵”大败前秦112万大军，是为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五代十国时期，后周与南唐曾激战寿春，后周世宗柴荣曾“三征南唐”，当时身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随周世宗柴荣亲征，立下了赫赫战功。两淮民间还流传着“赵匡胤困南塘”的故事，寿县传统名糕点“大救驾”也源于这个故事。
隋朝隋文帝废郡，改称“寿州”，唐朝寿州属于淮南道管辖。宋朝设寿春府，当时的寿春府城保存至今，也就是现在的寿县古城。明朝时复称寿州。民国元年（1912年）废道府，改寿州为寿县，一直至今。
历史上，寿春“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有着“江东之屏蔽，中原之咽喉”之称，因此“重险之固，得之者安”。清代《寿州志》载：“寿州当长淮之冲，东据淮河，西扼淠颍，襟江而带河……南人得之，则中原失其屏障；北人得之，则江南失其咽喉”。寿县古城始建于宋朝（1068-1224年），是棋盘式布局的一座宋城，也是国内保存较完整的七大古城墙之一，现城内总面积3.65平方公里。
寿春古城墙，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到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24年）建成，墙砖面亦常见“建康许都统造”字样。此后，明代曾有十五次修葺记录，清代亦有十四次。城墙平面略呈方形，周长7152米，均高7米左右，底宽18-22米，顶宽6-10米。城墙墙基以块石圈砌，墙体中间以粘土夯实，外壁包贴特大青砖。砖石缝均用桐油、糯米汁拌和石灰浆加以填灌，城墙上筑有“敌楼”和“警辅”，墙顶外沿修有“雉堞”，也就是带垛的矮墙。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寿州御史杨瞻组织民力在城墙外侧壁角处加筑了一周护城御水石岸，即泊岸。泊岸一边紧贴城墙外壁，一边滨临护城河，全部用大条石垒砌，以阻挡洪水对城墙根基的冲刷，使城墙更加坚固，堪称“城外之城”，古人赞其“若匹练之横亘也，若生铁之熔铸也”。
城外东南两方有护城濠，宽约60余米。北环淝水，西接寿西湖。古城墙开四门，各有瓮城，各城门均有内外云梯与城堡连接。城墙以瓮城、城门、护城河、吊桥、敌楼、警铺以及城垛的了望孔和射孔，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东为宾阳，南曰通淝，西称定湖，北名靖淮。据资料记载，东门取名“宾阳”，意思是东门每天迎来的嘉宾是万物景仰的太阳；西门面对寿西湖，取名“定湖”；北门唤“靖淮”，面临淮河，取其名希望淮河安澜；而南门的护城河与淝水相通，象征舟楫往来，商贸繁荣，宾朋四海，故取名“通淝”。北门“靖淮”的内门题额为“圵门”，《康熙字典》引《海篇》说“圵，音荡，高田，与南北字不同”。或曰“以土壅之谓圵”。东、南、西三座城门内壁上，都嵌有依据当地传说故事创作的石刻。东门石刻为“人心不足蛇吞相”和“凤凰落毛不如鸡”，分别上刻一人一蛇和一鸡一凤；南门瓮城内壁的石刻为“门里人”，取《史记·春申君传》所载李园于寿春棘门伏刺春申君黄歇的故事，以警后人；西门内的石刻分别刻在一块石头的两面，一面刻鼓，另一面刻锣，名为“当面鼓，对面锣”，这一石刻的传说与城墙有关。
人心不足蛇吞相
城外有护城河，筑有石堤。四门皆有护门瓮城，而且与一般瓮城不同，瓮城与主城门并非同一轴线设立，其中西门的外门朝北，北门的外门朝西，东门内外两门平行错置，有“歪门邪道”之说，具有军事防御和防汛抗洪双重功能。
此外，城墙外筑有8米宽护城平台，又称泊岸，泊岸的条石边沿下又有4米高护坡与护城河相连，这两个缓冲区有效减少了城墙的压力。此外，城涵上建筑月坝的排水组合也是古城建筑的一大特点。寿县的涵道是重要的排水系统，城墙东北拐和西北拐各有一个排水涵洞，“涵洞方体，宽0.6米，深0.8米，长50米，其一端连接内河，另一端通城外，经过城墙石堤部分深15米。”月坝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据光绪《寿州志》记载：“万历元年，知州杨涧修涵洞，州人张梦蟾有记。略曰：寿城下，故甃涵洞三，盖泄市圃中潴水，已则坚闭之，以放外水浸灌……”、“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刘焕重修，并修涵洞，创建月坝。”所谓“月坝”，是以城内涵段的转角角顶为圆心，向上建筑一砖石结构的圆筒状坝墙，直径达7.7米，在全国可谓独一无二。坝内壁设有石阶，可拾级而下。外壁砌有厚实的堤坡，涵沟设闸５道，人们可随时进坝内启闭闸门，既可避免城内积水泛滥，又可消除城外洪水倒灌入城的隐患，还可起到比较城内外水位高低的作用，排水功能神奇。平时城内雨水经涵洞排出城外，城外洪水来临，涵洞则自动关闭，水位即使高出城内地面，涵洞也不会倒灌。而且因为虹吸原理，城外洪水高出城内水面，城内雨水也一样能够排出城外，不会出现内涝。清光绪十年（1844年）和三十三年（1907年），两城涵进行重修时，分别立了“崇墉障流”和“金汤巩固”两块石刻。正是因为有这两道月坝，寿县城被人们传说是“筛子地”，下再大的雨，积水也总是能够得到及时排除。1991年水灾，城墙上标识的水位线甚至达到了海拔24.46米，然而被洪水浸泡数月的古城依然屹立，也无内涝之忧，可见古水利工程神奇的排水功能。寿县主要用于排除城内的积水。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刘焕将这两处涵洞改建成月坝，与城墙等高，一举数得，一涵多用，被水利专家誉为水利科苑的一颗明珠。
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寿州州署处于老城的核心位置，老城以纵横十字大街为对称中轴，呈矩形分为十五个区域，旧有“三街六巷七十二拐头”之说。老城内有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清代两度重建的报恩寺，始建于宋代的文庙，始建于明代的清真寺、天主教堂、时公祠、孙氏祠堂等，八公山豆腐、豆干、豆皮等三个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八公山豆腐、瓦埠湖银鱼、板桥草席享誉海内外。
寿县古城
寿县古城
寿县古城，位于安徽淮南市，西据淮河，东临淝河，北依淝河入淮口，隔河临靠八公山，“侍水以为固”，四周以水为天然屏障，古称寿春、寿阳或寿州，是楚文化的故乡。自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都于此，曾10次为郡，并屡为州郡治所。早在殷商时，寿县就是南方诸侯的封地，东周时期是蔡国、楚国春申君的封地。公元前493年，蔡国将国都迁于寿，即如今的寿县，公元前447年，蔡国被楚国所灭。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继位，任命春申君黄歇为令尹，赐淮北十二邑为封地，春申君随即建寿春邑，使之成为封地中心。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国“东徙都寿春，命曰郢”。春秋时，古寿春已发展为当时全国六大都会之一(洛阳、邯郸、临淄、宛县、成都和寿春)，先后成为蔡、楚两国的国都，人口达到35万，一跃成为寿春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规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班固《汉书·地理志》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
秦汉时期称寿春，为三十六郡之一九江郡的治所。汉高祖时先后为外姓王英布和宗室淮南王的王都。元封年间，西汉置十三州刺史部，寿春为扬州刺史部下辖的九江郡治所。至汉武帝年间，寿县成为汉代南方经济文化中心，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炼丹著述，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淮南鸿烈》等历史典故。
东汉末年，袁术称帝，以寿春为都。东晋末年，为了避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生母郑阿春的名讳，改寿春为“寿阳”。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在八公山麓、寿阳城下，东晋以8万“北府兵”大败前秦112万大军，是为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五代十国时期，后周与南唐曾激战寿春，后周世宗柴荣曾“三征南唐”，当时身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随周世宗柴荣亲征，立下了赫赫战功。两淮民间还流传着“赵匡胤困南塘”的故事，寿县传统名糕点“大救驾”也源于这个故事。
隋朝隋文帝废郡，改称“寿州”，唐朝寿州属于淮南道管辖。宋朝设寿春府，当时的寿春府城保存至今，也就是现在的寿县古城。明朝时复称寿州。民国元年（1912年）废道府，改寿州为寿县，一直至今。
历史上，寿春“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有着“江东之屏蔽，中原之咽喉”之称，因此“重险之固，得之者安”。清代《寿州志》载：“寿州当长淮之冲，东据淮河，西扼淠颍，襟江而带河……南人得之，则中原失其屏障；北人得之，则江南失其咽喉”。寿县古城始建于宋朝（1068-1224年），是棋盘式布局的一座宋城，也是国内保存较完整的七大古城墙之一，现城内总面积3.65平方公里。
寿春古城墙，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到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24年）建成，墙砖面亦常见“建康许都统造”字样。此后，明代曾有十五次修葺记录，清代亦有十四次。城墙平面略呈方形，周长7152米，均高7米左右，底宽18-22米，顶宽6-10米。城墙墙基以块石圈砌，墙体中间以粘土夯实，外壁包贴特大青砖。砖石缝均用桐油、糯米汁拌和石灰浆加以填灌，城墙上筑有“敌楼”和“警辅”，墙顶外沿修有“雉堞”，也就是带垛的矮墙。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寿州御史杨瞻组织民力在城墙外侧壁角处加筑了一周护城御水石岸，即泊岸。泊岸一边紧贴城墙外壁，一边滨临护城河，全部用大条石垒砌，以阻挡洪水对城墙根基的冲刷，使城墙更加坚固，堪称“城外之城”，古人赞其“若匹练之横亘也，若生铁之熔铸也”。
城外东南两方有护城濠，宽约60余米。北环淝水，西接寿西湖。古城墙开四门，各有瓮城，各城门均有内外云梯与城堡连接。城墙以瓮城、城门、护城河、吊桥、敌楼、警铺以及城垛的了望孔和射孔，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东为宾阳，南曰通淝，西称定湖，北名靖淮。据资料记载，东门取名“宾阳”，意思是东门每天迎来的嘉宾是万物景仰的太阳；西门面对寿西湖，取名“定湖”；北门唤“靖淮”，面临淮河，取其名希望淮河安澜；而南门的护城河与淝水相通，象征舟楫往来，商贸繁荣，宾朋四海，故取名“通淝”。北门“靖淮”的内门题额为“圵门”，《康熙字典》引《海篇》说“圵，音荡，高田，与南北字不同”。或曰“以土壅之谓圵”。东、南、西三座城门内壁上，都嵌有依据当地传说故事创作的石刻。东门石刻为“人心不足蛇吞相”和“凤凰落毛不如鸡”，分别上刻一人一蛇和一鸡一凤；南门瓮城内壁的石刻为“门里人”，取《史记·春申君传》所载李园于寿春棘门伏刺春申君黄歇的故事，以警后人；西门内的石刻分别刻在一块石头的两面，一面刻鼓，另一面刻锣，名为“当面鼓，对面锣”，这一石刻的传说与城墙有关。
城外有护城河，筑有石堤。四门皆有护门瓮城，而且与一般瓮城不同，瓮城与主城门并非同一轴线设立，其中西门的外门朝北，北门的外门朝西，东门内外两门平行错置，有“歪门邪道”之说，具有军事防御和防汛抗洪双重功能。
此外，城墙外筑有8米宽护城平台，又称泊岸，泊岸的条石边沿下又有4米高护坡与护城河相连，这两个缓冲区有效减少了城墙的压力。此外，城涵上建筑月坝的排水组合也是古城建筑的一大特点。寿县的涵道是重要的排水系统，城墙东北拐和西北拐各有一个排水涵洞，“涵洞方体，宽0.6米，深0.8米，长50米，其一端连接内河，另一端通城外，经过城墙石堤部分深15米。”月坝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据光绪《寿州志》记载：“万历元年，知州杨涧修涵洞，州人张梦蟾有记。略曰：寿城下，故甃涵洞三，盖泄市圃中潴水，已则坚闭之，以放外水浸灌……”、“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刘焕重修，并修涵洞，创建月坝。”所谓“月坝”，是以城内涵段的转角角顶为圆心，向上建筑一砖石结构的圆筒状坝墙，直径达7.7米，在全国可谓独一无二。坝内壁设有石阶，可拾级而下。外壁砌有厚实的堤坡，涵沟设闸５道，人们可随时进坝内启闭闸门，既可避免城内积水泛滥，又可消除城外洪水倒灌入城的隐患，还可起到比较城内外水位高低的作用，排水功能神奇。平时城内雨水经涵洞排出城外，城外洪水来临，涵洞则自动关闭，水位即使高出城内地面，涵洞也不会倒灌。而且因为虹吸原理，城外洪水高出城内水面，城内雨水也一样能够排出城外，不会出现内涝。清光绪十年（1844年）和三十三年（1907年），两城涵进行重修时，分别立了“崇墉障流”和“金汤巩固”两块石刻。正是因为有这两道月坝，寿县城被人们传说是“筛子地”，下再大的雨，积水也总是能够得到及时排除。1991年水灾，城墙上标识的水位线甚至达到了海拔24.46米，然而被洪水浸泡数月的古城依然屹立，也无内涝之忧，可见古水利工程神奇的排水功能。寿县主要用于排除城内的积水。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刘焕将这两处涵洞改建成月坝，与城墙等高，一举数得，一涵多用，被水利专家誉为水利科苑的一颗明珠。
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寿州州署处于老城的核心位置，老城以纵横十字大街为对称中轴，呈矩形分为十五个区域，旧有“三街六巷七十二拐头”之说。老城内有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清代两度重建的报恩寺，始建于宋代的文庙，始建于明代的清真寺、天主教堂、时公祠、孙氏祠堂等，八公山豆腐、豆干、豆皮等三个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八公山豆腐、瓦埠湖银鱼、板桥草席享誉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