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4/middle/5a78a7c6g8ccf41d7e003&690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应礼部试，初出茅庐就在“高考”中一鸣惊人，他的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以天下震”。我们先看看苏轼的这篇“高考作文”。

《刑赏忠厚之至论》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之已乱岂有他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刑赏忠厚之至论》译文：

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深爱百姓、关怀百姓的疾苦，又以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除了奖赏他，还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这样做下去；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过去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里都有记载。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统治便开始衰落。但是，周穆王还是嘱咐告诫臣子吕侯，要他谨慎地使用刑法。他的说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孔安国《传》上说：“奖赏时如有疑问时，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给予奖赏，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帝当政的时候，皋陶掌管刑法。有一次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这个人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帝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的人。”过后，他还是说：“还是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

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那些得不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欢喜，祸乱差不多就要过去了；君子如果恼怒，祸乱也会快要停止。”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吗？君子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该喜就赏，该怒就罚，喜怒赏罚都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这篇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译成白话就是：论述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这个题目难度很大，考生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才能把这篇文章作好。这是苏轼初出茅庐应礼部试“高考”答卷。“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文章起句就开门见山表露出苏轼作为儒生向往上古盛世和睦的理想社会状况，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故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倾慕如斯。这篇文章忠厚立论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气度恢宏意境深邃。一下子就抓住了主考官的眼球，占得头彩。

这次礼部试欧阳修为主试官，梅尧臣等饱学宿儒做参评官。当梅尧臣阅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后，立即被文章流畅语句飞扬词采又颇有纵横之气所吸引，认为有“孟苛之风”，因而特别青睐。梅尧臣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文忠公看到文章后，大喜过望，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因而十分赏识。

爱才如命的欧阳修（《宋史》上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原本欲将这篇拔擢为第一，但又恐该文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劝说同样主张录为第一的梅尧臣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却是曾巩的作品。

后来，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说：“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欧公自然当得苏轼这番话。

第一个发现并推荐苏轼的参评官梅尧臣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苏轼文章中有关尧与皋陶之对白，“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位饱学宿儒竟然不知出处。他也不敢冒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说明自己对古籍学习研究不深，这是十分丢面子的事。苏轼因此才得以瞒天过海。

考试过去之后，苏轼到梅参评官那里去答谢，梅尧臣问苏轼：“尧和皋陶这段典故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答在《三国志·崔琰传》孔融的注释中。事后，梅尧臣查《三国志》还是没有查到。等苏轼又一次去时，梅再此问他。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说：“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的儿媳妇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姬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 孔融答：‘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苏轼说他用那个典故，和孔融一样，“是我想当然耳，杜撰的。”苏轼的这句话让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欧阳修得知此事后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

欧、梅这两位大儒被苏轼恣意汪洋的文章所以吸引，没有拿苏轼“想当然耳”来说事打压他；没有因为他达到“言必有出处”而公然杜撰一个典故做论据而封杀他。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正是这二人的慧眼独具，因而造就了光耀千秋的一代文人。这件事正史、野史，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真实程度不容怀疑。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信中同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他还和他的儿子谈论苏轼时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朱弁《曲洧旧闻》记载了这句话。

欧公的话果然在后来得到应验。在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大家都谈论苏东坡，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

苏轼的一鸣惊人只有欧公梅考官的赏识还是不够的，嘉祜六年(1061)，欧阳修推荐苏轼经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欧阳修给朝廷写了篇《举苏轼应制科状》，大力表扬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请朝廷让他破格参加制科考试。苏轼所作《进策》、《进论》尽兴豪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对上自皇帝下至宰辅多予以批评。这些激烈的文字大臣们都有些受不了，但宋仁宗还是肯定了他，取苏轼为三等(最高等)第一，宋代开国一百年，一二等皆虚设。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吴育一人。苏辙为下等。宋仁宗退朝后对高皇后说：“今天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个宰相。”《宋史·苏轼传》。

《师友杂谈》记有这样一则故事：那次制科考试，前来参加报名的文人很多。相国韩琦对众考生了一句话：“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搞得大家都不敢考了，“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苏轼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高考作文”，扣紧题目布局谋篇，文笔酣畅，说理透辟，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仅用区区六百字便将“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十分清楚，作的十分出色，令人叹服。宋人曾作为逸话广为流传。（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