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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苏东坡最钟爱的是哪一种呢？这位大名鼎鼎多才多艺的全才最喜欢的是——砚。东坡对砚台最有研究，也最钟爱。他生前收藏许多名贵的砚，有端砚、澄泥和歙砚，其中以端砚为贵。他还下了不少关于砚的精辟论述及赞美文字。

苏东坡自小就与砚结下了缘分，他十二岁时曾得到一块“天砚”。东坡作《天石砚铭（并序）》记载了这件事，“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十二岁的苏轼和一群少年做掘地游戏时，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形状像鱼，外表温润晶莹，为浅绿色。外表和里层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很能发墨。苏洵对苏轼说：“这是一方天然砚，具有砚的品质，就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还说：“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元丰二年（1079），苏轼获罪入狱，开始流离失所，来到黄州后寻找我那方砚台，却怎么也找不到，以为丢失了。元丰七年七月，苏轼打开书箱，忽然又见到了它，欣喜异常，把它传给儿子保管使用。装砚的盒子虽然不很精致，却是先父命匠人按砚的形状做的，不能更换。

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伊秉绶，曾获得一方东坡的砚台，奉为至宝。他在砚底左侧亲笔题刻两行文字：“嘉庆五年，修白鹤峰东坡故居，得此砚于墨沼，汀州伊秉绶记。”白鹤峰是东坡被贬惠州时居住的地方。从砚铭可知，此砚是伊秉绶在惠州上任得到的。伊氏得砚后第二年带着砚进都城，请当时负有盛名的古物鉴识家翁方纲鉴别。翁方纲验证确认此砚确实是东坡遗砚，翁在砚盒上题铭：“东坡先生德有邻堂之研，先生书名在焉。惠州守伊公得之，盖去先生寓此七百有五年。辛酉四月翁方纲铭。”此砚成伊氏传家之宝。这方砚石呈紫色，长21厘米，宽10厘米，厚2厘米。面沾饰纹古朴，削端有一方形小水槽，研磨处微凹。砚底边缘作弧状，四角有略为突起曲形砚脚，中间刻有行草“轼”字和阴文篆书“德有邻堂”的字。砚盒是红木做的，十分精美。

苏东坡曾经用过的端砚还有一方遗留到今世，这方端砚长22厘米，宽13.5厘米，呈瓦形状，色泽如猪肝，中有冰纹，敲击有铿锵之声，犹如石磬。正上方雕有一独角兽，面如狮，下巴有须，五爪登云，二目观日。正面左侧镌刻东坡亲书的行楷“金声玉质，卉垂于瑖”，左下方落有苏轼两字，并有藏宝篆书小印一方，背后上方为“后朵阁瓦”。时间为元符三年（1100）仲秋，宋微宗赵佶即位之年。

北宋熙宁年间，太原王颐赠送苏东坡一方“凤咮砚”，这方砚“涵清泉，闼重谷。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东坡对其爱不释手，作《凤咮砚铭》砚铭说：“残璋断璧泽而黝，治为书砚美无有。至珍惊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妍陋。苏子一见名凤味，坐令龙尾羞牛后。”

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紫金砚，呈风字型，背面刻有米芾铭文，“此琅琊紫金石制，在诸石之上，皆以为端，非也”。苏轼得到米芾的这方藏紫金石砚，嘱咐其子将此砚作为他的随葬品入棺，可见东坡对此砚厚爱至极。后来米芾又得到此砚，说“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此砚现存故宫博物院。

好砚成癖的苏东坡喜欢在砚上铭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多篇砚铭，对端砚、歙砚、洮河砚赞美有加，许多砚铭写的别开生面，让后世欣赏到东坡的另一种轻快文风。

《王定国砚铭二首》：“利剑只能对付一个人，墨却能写出万代的准则。”又“月亮伴随着众星，有时就刮风下雨，汪洋恣肆的墨迹好像也是如此。乌云布满了天空，一片昏黑见不到天。狂风刮起吹散云雾，星星和月亮依然皎洁明朗。”

《故人王颐之端砚》：“色泽如同马肝，声响如同玉磬，纹理如同水中月影，真是块宝贵的石头啊。而它的品质纯正，它的外形方正天生就与砚形相似，它的主人也是如此。所以可以使用而不可奴役。”

《周炳文瓢砚铭》：“将你当成砚，你却挺个大肚子像个瓢；将你当成瓢，你却腹中充实掀开是个砚。”

《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磨刀石上蘸水，能把金属铁器磨得锋利。雕成砚装上水，坚固致密十分润泽。”

《端砚铭》：“和墨一同形成自身，如同神龟之食。和水一同得人发掘，身带着神镜般的清液。此石有懿美之德，常常置于君子的身边。并不是把它做为玩赏之物，而是为了领悟它的品德。”

《龙尾石月砚铭》：“……它得到了水就像烨烨发光，研上墨就像被遮蔽了的残月。忽然有乌云浮在其上，能看见玉兔在月中洗浴。把这幽然的光亮蘸在笔端，美妙的词句散布在简册上。这文辞流传千古，使这方砚石也不会被埋没。”

《迈砚铭》：“用它来学圣贤之道时常像口中干渴，用它来求取上进时常像是受惊。用它来治理财产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它来书写狱状时常想着放人生路。”

《卵砚铭》：“……跟从参寥子，终生为寂寞。”

《米黻石锺山砚铭》: “……这个楚地狂士米黻，就是隐藏的盗贼。把石钟山雕成了砚台。”

《丹石砚铭（并叙）》：“咸池紫渊，是太阳的沐浴之处。蒸汽化为红色的霓光，光束直抵升起　谷。此处出产这奇异的珍宝，既不是玉又不是石。根据它的材质制成都器，苍璧般的水环绕而流，我在其中耕耘，我在其中种粟。只要投下种子就会有收获，不用炊煮自然成熟。”

《王仲仪砚铭》：“用它的人已经去世而此器仍存，器物虽小而所任重大。”

……

苏东坡用家传宝剑换张近龙尾子石砚后，表露了心声，他说：“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除尽也。”苏东坡绝对是个“痴砚”，一生也未改变，正是那句“习气难除尽也”。苏东坡一生访砚、藏砚、刻砚、赏砚，乐之不厌，“东坡得砚”也成了画家驰骋想象的一个题材，任伯年、齐白石、傅抱石、范曾等大家都曾描绘过。

其实，不只是苏东坡喜欢砚台，历代文人墨客、上层社会中，都有品“评砚、痴砚”的嗜好。文人学士把太多的赏识与歌咏赋予了砚，也留下许多佳话，从而使它在四宝中独放异彩。晋王羲之曾将砚比为城池，将笔墨比为矛戈铠甲。宋朝米芾曾斗胆向皇上讨要砚，得到后抱起来就跑，连墨汁溅到衣服上也顾不得的理会；康熙朝举人黄莘田千金购砚，并让心爱的侍妾抱砚而眠以滋润宝砚。砚调和了笔墨的功效与沉稳厚重的品性，使笔墨纸砚这四宝融汇贯通。古人有“武夫宝剑，文人宝砚”之说，认为“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这种比喻真是让那些喜爱砚台的文人骚客感觉美滋滋地。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有句：“四宝研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看到这个说法，就好理解了这些文人骚客为何独爱砚台了。（王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