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亲历“黄牛党”

郭震海

“黄牛”就是俗称的“票贩子”。在北京，当地人通常称之为“拼缝儿的”，上海人称其为“黄牛党”，也有地方的方言喊他们是“打桩模子”。有的地方更形象，称这类人为“票虫儿”。在解放前，物质比较困乏的年代，这些人多是倒腾诸如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后来逐步演变到倒大剧院的戏票，倒热线火车票。有位“老北京”告诉我，“黄牛”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旧社会，拉车的车夫们都穿黄马甲，城里人出行都坐这种车，因为价钱便宜，老百姓称之为“黄牛”车，后来交通发展后，火车、汽车票很难买到，拉车的车夫们因为经常在火车站、汽车站跑，和车站卖票的混得倍儿熟，有人就找他们帮忙买票，车夫们也从中得到一定的小费。具体这黄牛到底是何来由，这里无暇细究，不过传统的春运开始后，一票难求确实让这些人火了起来，一些黄牛党们不是单纯帮人买火车票，而是事先大量囤积火车票，让更多的人买不到票，不得不从他们手中高价买票，这几乎发展成为一种产业，甚至有内外勾结，疯狂敛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事情发生。

黄牛党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每年返乡的农民工，他们甚至以高出票价的几倍，甚至黑一点可高到十几倍出售，购不到票又急于返乡的农民工，也只好无奈去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尽管铁路部门和公安机关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一直在行动，重拳打击黄牛抢票倒票。同时，铁路部门又推出了实名制购票，这确实抑制了猖獗的黄牛党们，一些小打小闹的黄牛们为此断了营生，但一些团伙性的黄牛党，生意照样顺风顺水，他们钻的就是制度和设备的空子。年龄不到30岁的“小山东”，真实的名字叫什么不晓得。我通过购票的方式与他接头后，慢慢才知道他是山东人，外号叫小山东，北漂多年，做过多种行业，四年前因为参与盗窃蹲了半年“局子”，出来后在火车站做起了黄牛。

小山东留着小平头，穿着一身牛仔服，看上去时久未洗的样子，身上斜跨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小包，浓密的“八”字胡子凌乱地疯长着，说起话来一个嘴角上翘，胡须跟着一起颤动。我以购票者和他碰头后，同行的一位朋友刚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亲切的乡音迅速拉近了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距离，朋友和小山东攀谈了几句，中午我们又请小山东吃了一顿饭。那天中午，小山东几罐啤酒下肚，话就开始多了起了，他手舞足蹈，唾沫星儿飞溅说，全国各地，需要哪里的车票尽管说，都可以搞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从春运票开售的那天起，他们就忙上了，在电脑前用软件抢票，几秒刷新一次，只要电脑不死机，能刷多快就刷多快。

“每天就是，洗刷刷——洗刷刷——”，小山东说着夸张地扭动着屁股。春运火车票预售提前了，但铁路部门现行各种订票方式是“通售共享”，小山东告诉我，不妨想象一下，春运买票就如一群人在河边钓鱼，如果大家都用钓竿，机会均等，如果有人不用竿用网呢？这捕鱼的成功率必将大增，对那些老老实实拿着钓竿甚至徒手捕鱼的人而言，机会显然很少了，只能是碰运气。

我问小山东：“现在是实名制，你们买了那么多票，车票上白纸黑字写着别人的名字，这些人又不坐车，怎么倒卖呢?”小山东一听就笑了说：“操，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按你这样说，哥这一行就没法干了，告诉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去哪里只管告诉哥，哥保证让你拿到票就行了。”小山东拍着胸脯。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些黄牛们有一个专用词叫“秒杀退票”。小山东告诉我，他们手里有大把的身份证信息源，当预售票开始后，他们会组织人迅速抢购热门线路的票，比如购进了500张，然后就会派人到火车站去出售，遇到买主后，黄牛们就要来他们的身份证，回到一个他们固定的火车票代售点，两台电脑同时打开，一台电脑负责退票，另一台负责买票。在退票电脑将退票信息输送到网络平台之前，购票电脑已经录好了车次、身份证等信息在那儿等着，然后两台电脑同时操作，一台敲退票，另一台敲买票。就这样，退订的车票刚一到网络平台上，另一台电脑就直接将它买回。我不解地问：“这样成功几率会高吗，如果刚一个退票，就又人买去怎么办。”小山东告诉我，成功率百分百，有时候也会玩漏，因为网上买票的人忒多，刚刚输入退票信息，就会被别的电脑截获，但这样的“事故”并不多，因为这些车的车票早已告罄，在临开车的前几天，没有人会去买。

小山东说：“哥们，要不要跟着哥干几天，每天赚几百块钱给玩儿似的。”小山东告诉我，现在的退票手续费是票额的5%，如一张300元的卧铺票，退票后扣15元，再加上售票点的每张5元手续费，共20元。但他们卖给买主时，加价100元以上，如此一来，轻松净赚80元，如果再黑一点，就更可观了。

小山东跟着一个东北人干，据说这个人外号叫“刀疤哥”，这个人曾经因为打架斗殴，浑身多处留着刀疤。当我向小山东提出，想去他们的工作室看看，见一见刀疤哥时，小山东的脸色立即大变，他用一双很凶的眼睛瞪着我说：“操，你想干嘛，告诉你，你要想给老子玩阴的，小心你的腿，操——”同行的朋友赶紧上前解围后，我们才迅速脱离小山东。离开小山东后，朋友对我说：“这些人的警惕性很高，多危险啊，你没有看他身上带着两把刀子吗。”说实话，我真没有看到他身上有刀子，更不知道藏在何处，只是为没有深入“虎穴”，获得更为鲜活的素材而深感遗憾。

在开往山西长治的一列普快列车上，我又见到了侯东升，很幸运我通过与身边的一位乘客沟通，我们坐到了一起。拥挤的车厢内，我和侯东升一路小声交谈着。侯东升说，对于进城的他们来说，除了户口上写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之外，其它都是暂住证指定的暂住地方而已。“如果能在家乡就实现打工养家，谁愿意跑这样远啊！”侯东升说着，伸出宽大而厚实的大手掌抹了抹脸，把头扭向车窗外。此时，列车恰好进入一个长长的过山隧道，窗外一片漆黑，我想他的眼里肯定涌出了泪水。《汉书·元帝纪》有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国人向来以安祖立业、儿孙绕膝、无疾而终为太平人生的标准，轻易不愿飘零异地，这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痛。

在中国，曾经因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发展差距、户籍壁垒等，仿佛在城乡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壁垒，无法跨越；曾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如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很难逾越。落后的乡村，无奈的乡村人，要生存就要为改变现状而动，所以他们纷纷出动，走出贫瘠的乡村。每年浩浩荡荡的乡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打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为自身的脱困创造了条件。这大量劳动力有规律的移动，必然给交通运输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如果城乡差距逐渐减小，农民工也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大学生毕业可以回乡就业，春运还会如此紧张吗。”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其实在浩浩荡荡的春运背后，真正考量我们这个国家的是如何快速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如何消除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加快城市化发展、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不是春运到来，临时增开几趟列车。

然而，推进均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何谈容易？每一点、每一滴都需要当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发展中的通病，也是历史的欠账，这笔账或许很快就得还上。

春运，回家，在这年复一年，规模逐年增加，盛况空前的人类大迁徙中，匆匆奔走在回家路上的国人，心里到底有多少无奈与痛呢？

 （本文节选自报告文学《中国春运，农民内心深处的痛》 详见《北京文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