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 宿州的隋唐大运河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这两个因素导致通济渠到南宋后河道逐渐淤塞废弃。在宿州境内，通济渠由西北流向东南长达一百多公里，大运河遗址是该渠的一段。20世纪50年代运河堤坝还保存完好，今天沿通济渠一带的群众都把运河故道称为隋堤或隋堤沟，宿州就位于隋堤之上，而50年代修建的303省道宿永公路也正好铺建在运河故道上，穿宿州境内而过。

但令人疑惑的是，承载着漕运和其它商业运输功用的隋唐大运河为何会改道？它到底衰落于何时？又为何最终消失不见？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一系列的问题，至今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也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有专家为我们给出了新的推断。

流传两种版本的解释

隋唐大运河汴渠段（通济渠）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这是丝毫没有争议的。但止于何朝？何代？何年间？却一直是争议了几个世纪的未解之谜。随着安徽境内的170公里的地下隋唐大运河三处遗址的发掘，对隋唐大运河汴渠段湮塞于公元1127年或1194年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

宿州市于2006年抢救性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出土了大量的大运河瓷，也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窑系、钧窑系作品。这就是说，从以上考古发现中可以推断出，隋唐大运河在金、元时期应该仍具有运行功能。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有两种版本的解释。

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决黄河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认为运河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但有专家认为，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绝对和简化了。

第二种是“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今原阳县）决口，顺着泗水进入淮河，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泄洪排涝，与水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水运”也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山阳渎、邗沟，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险时所采取的措施。

黄河泛滥是运河淤塞之由

对于以上两种版本，有专家认为其均失之偏颇，并提出他的第三种学说：那就是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说。此说的根据就是《宿州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专家解释说，金元时期的隋唐大运河，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进入元朝后，黄河水患更加肆虐。结合《宿州志》的记载，专家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在元泰定之后（1325年），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但从1194年到1855年的661年间，黄河数次大决口，最终导致通济渠从地面消失，成了一条带有神秘色彩的梦中之河。

隋唐大运河湮塞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若要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

为此，有专家在大量阅读了《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后，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归纳为如下几点：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构，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汴渠在隋唐时是受黄河三分之水，至宋，漕运之量已三倍于唐末，为保漕运，枯水期的全部、丰水期的大部分黄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运，因此说，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较重视南岸堤防加固，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下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河，减少疏浚用工，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大运河的航运能力。

（3）北宋末到金初，宋金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颍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最低处的夺颍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的最高处，“夺颍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的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

（4）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黄河的洛阳至开封段，1325年7月阳武（今原阳县）决口，1335年封丘决口，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线溃决……由于宋、金时期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黄河下游北徙。元泰定年间的北岸全线崩溃，导致了荥阳久未清淤的汴口无法调水通航。自开通济渠后，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又改回北趋渤海，周而复始的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5）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无论出现夺泗、夺濉，还是夺涡、夺颍的入淮情况，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历史上记载的“夺”，应是共流，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黄河北趋渤海的下游、汴渠南入东海的正流依然在通。

（6）但元泰定年间，黄河南入东海之水改北趋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久被朝廷废弃，疏浚欠账过多，河道浅慢艰涩，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河道已渐淤平，而刚刚因黄河北徙，成为黄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线）河道，则比汴渠（南线）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险），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选航线。

七百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济渠的“北线”。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泗州入淮口遂废，南线被湮塞夷平，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

确切地说，通济渠荥阳至泗州段（汴河南线）是在公元1325年后，元泰定年间，最终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黄河之水北归渤海，黄河北徙，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

总体而言，隋唐大运河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通济渠北线的黄河故道。至此，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宿州的前身甬桥原是隋代通济渠（汴河）上的一座桥，后来成长为镇，并在隋唐漕运中逐渐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甬桥当时是来往船只入淮、出淮的水口。这里是来往船只的必经之地，加上水势平缓， 公家漕运、私人商旅在此停泊小憩较为合适。当时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官私船只停泊在这里，或西进，或东行。或集散于此。商旅上岸人城投宿，或直接通过这里市易所载物资，临河的大街小巷，遍布客房货栈 和茶楼饭庄。随着漕运量的增加，公私商旅云集，场 桥的发展越来越快，变成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真正成为“舳舻之会，舟车之要。”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７９９），刘晏进行盐铁官营改革，曾于全国没置四大 盐场、十监和十三巡院，场桥为十三盐铁巡院之一， 唐廷据此以贮聚向当地人民和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杂 税、钱帛和物资，并藉以加强对漕运、盐运的管理。 捅桥因此逐渐崛起，地位日升。所谓“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者是也。”唐中期以后，藩镇为祸甚烈，各地节度使操纵着政治、军事甚至经济大权，多数与中央分庭抗礼，不听调遣，独霸一方，作威作福。由于甬桥的富庶以及在漕运中的特殊地位，在动乱的唐后期一度成为割据势力窥觎和肆掠的对象。德宗建中年问，淄青节度 使李正己起兵反唐，占据了甬桥，切断漕粮运道，使得朝野为之震恐。建中四年（７８３），宰相李泌上言， “东南漕运，自淮达汴，徐之甬桥为江淮计口。”贞元四年（７８８），李泌又上言德宗：“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意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叫可见，甬桥是唐代漕粮通过汴河的必经之路，宰相李泌总结以往教训，先后两次上言，反复强调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显示了其作为漕运咽喉的突出地位。为了保障运输物资不被劫掠．唐德宗 还专门凋派了猛将张万福驻守濠州，益兵屯守，保护甬桥。后来，宰相李吉甫总结说：“以其地南临汴河，彭定求：《全唐诗》卷６８４宋史》卷九三，河渠志。李翱：来南录。　万方数据 有甬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基于这种形势，宪宗元和四年（８０９），决定在徐州南部增置新州。取古宿国名，建置宿州，下辖蕲县、临涣及虹县。起初。州治拟设在虹县，考虑到位置偏东。后向西移至苻离。苻离虽相对居于中间地带，但还不是正中心，特别是距南部的汴河尚远。还不能起到扼守的作用。而日渐兴起的甬桥既位于汴河之上．又处在所辖四县的中心，当舟车之会，才是建置新州的最佳地点。所以，在大和七年（８３３），州治最终定在了蛹桥。所谓“唐于捆桥置宿州以镇汴”。 伴随汴河在南北经济交流中作用的日渐显露和增强．宿州逐渐繁荣，一跃成为汴河沿线的重镇。穆宗长庆二年（８２２），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入徐州，节度使崔群忌之，智兴遣兵送崔群。“至埔桥而还。遂掠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 皆三分取二。”咸通九年（８６８），宿州再次被掠，“贼（庞勋）夜使妇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 资粮，顺流而下，欲入江湖为盗。””可见，宿州所存钱物甚多，且能夜泊大船３００艘，已发展成为较大的都会。北宋时期，汴河沿岸的桥头巷口，成为百货集散之地，以至于出现了“淮浙巨商，贸粮解，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的情况。四面八方的物产如潮水般涌入宿州，进一步促进了宿州的发展。北宋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日僧成寻溯汴河自泗州至汴京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成寻的日记 讲到他的船每每皆在大桥下过夜。桥上有市。入夜灯火万千，买卖繁昌，店家多得不可计数，歌舞之声很 远就能听到。为了让船工上岸买卖，成寻两次路过宿州皆停船逗留多时。当时规定汴河内的船只在宿州一次上岸出售的干姜不得过三十石，反映了当时交易买卖的频繁使官府不得不有所干预和限制砖。汴河桥市的买卖活动，证明了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大大刺激了宿州城市的发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载“（宋朝时）宿州火焚民庐舍万余区，遣中使安抚之。”可见当时宿州城市的规模已经不小，人也增加不少。时任朝官的苏轼还曾就有人奏请展筑宿州城上书，“宿州自唐以来罗 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 城外谓之草户者甚众……奏展筑外城十一里有 余。”可见，北宋时，宿州久无兵乱，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居民日增。自唐以来修建的罗城已嫌狭小，居民多散在城外。使朝臣曾萌动拓城之念。奏折中的“草户”是指当时的商人。他们从事买卖活动的地 点就是草市。草市是当时的～种新的商品交换场所． 它与县以上治所设立的官市相对立，或在城外。或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或在河渡之所等。由群众自发组织 起来的简陋市场。可见，交通便捷，物资交流频繁，促使宿州商业迅速发展起来，进而引起宿州城市人口 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革。 宿州当时的繁盛还可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中得以窥见。如，１９７２年泗县鹿呜以北１公里汴河故道曾出土过宋代木船。１９９９年．濉溪县柳孜镇大运河故道考古中，发现了８艘唐代沉船．证明了柳孜曾 是隋唐汴河岸边的重镇，这里不仅是大运河一个中 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集聚之地。过往商旅行 人多于此处宿留居停。依据《宿州志》，在唐宋时，柳孜属宿州。２００６年宿城老桥口西侧的遗址．出土了不同年代不同窑口品种丰富的瓷器。从釉色看．有青 黄白黑酱釉，自底黑花、影青釉等十多个品种；从形 制来分，有碗、罐、壶、钵、瓶、盏、盘、盆、缸等。虽在淤 泥之下千年之久，但色泽光鲜如初，有些甚至完好无 损。生产这些瓷器的窑口众多，安徽的寿州窑、烈山窑、东门渡窑，河南的鹤壁、钧窑。河北的定窑和磁州窑系。陕西的耀州窑系。湖南的长沙窑系，还有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景德镇窑、浙江的越窑等窑 系凸。以上说明唐宋汴河在隋唐宋三个历史时期的 地位非常重要外．更说明当时的宿州商业繁荣物流兴盛。

 一言以蔽之，宿州是因汴河而生，得汴河而盛。 古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交通运 输是商业发展的首要前提，交通、商业又势必促进沿 河口埠商镇的发展。唐宋汴河正具备了这一条件，其发达的漕运和转运贸易促使沿线城市发育起来并迅 速成长。隋唐时期，汴河漕运接交之处的捅桥是当时的水陆之会，也是人口集中、舟车会聚之地。既有人口舟车之聚，当有日用之需。于是。酒楼饭馆、旅社 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等一系列配套的经济行业 随之而兴。这样，捅桥周边的荒丘野地得到开发。曲桥逐渐成了繁荣小镇，进而成为重镇都会，以至唐宪据《旧唐书》“崔彦曾”条栽：“勋等拥众攻宿州， 陷之。出官帑召寡。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虏夺舟船五千 余艘。”疑“夺舟船五千余艘”失实，未引。 释文莹《玉壹清话》。（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虹县．“有大桥，即出 船”。 《东坡全集》卷６２。《苏东坡全集》卷３５．元佑七年乞罢宿州修城状。隋唐运河宿州段考古彰显“运河文化”丰厚积淀，光明日 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宗于此建置宿州。以此为基础，宿州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见，汴河——漕运——商业——城市之间构成了同步运动，汴河则构成了宿州产生、发展的 最为重要的条件。唐宋时期，宿州与汴河沿线的汴州、宋州、泗州等商业城市就像一串明珠贯穿南北，交相辉映在黄淮之间，成为新兴城市的典型。 

                                             (赵汗青 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