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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大学的不久，赵晴在电视里看到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对加拿大夫妻在北美的一个小镇开了一个冰激凌店，采访中，夫妻俩很随意的说到他们从前是一个摇滚乐队。两个叛逆的摇滚音乐人现在很高兴地卖甜点？这件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她影响很大，“在我没想好去做哪一件事之前，至少我现在知道我想去尝试做很多事，经历越不同越丰富越好。”

大学毕业前夕，赵晴很想让生活做个大改变，“还有什么能比出国，走出你自己的comfort zone更大的改变呢？！”经贸大学是个商人味道很重的地方，这让赵晴很想一头扎到学术研究中去，过一种和经贸大学很不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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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时候，赵晴以667分的托福成绩申请了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教育经济系的奖学金。但是学了一年后，便转到数学教育系，攻读数学教育博士学位。转系的原因是她觉得教育经济系的课程难度不高，许多都是入门级的，这让喜欢挑战难度事情的赵晴很不满足。

而数学教育，对她来说，是一个新鲜的领域，可以通过教学实践，和人打交道，研究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和认知。她对纯粹的学术研究很感兴趣，因为人生很少有机会用几年时间对一个领域的问题研究透彻。她是一个做什么都很专的人，所以，虽然她是当时这个学科唯一一个本科直接读博的人，但却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毕业时，业内的权威教授为她做了推荐，一些大学邀请她去申请副教授，其中包括很多人向往的纽约大学，但是出乎人意料的是，她一一谢绝了。花了7年时间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中的佼佼者，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但是这份能给她带来稳定高收入的专业，就这样被她轻易放弃了，这让人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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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放弃，赵晴自己有自己的解释。读博的这7年，她参与了课题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功利，只是单纯地为课题本身而全神贯注，这是一个辛苦但是很另人享受的过程。但是，到大学去当教授，虽然收入比以前翻了许多倍，但是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因为会不由自主地身陷到各种评审、学术竞争里去，会为了应付各种表格、在简历上增添上一笔又一笔看似炫目的资历而活着，学术研究掺杂了功利，不再纯粹，那么学术的乐趣也就不复存在。而赵晴是一个纯粹的人，她不希望为了虚荣而去花费后半生的时间去包装自己、设计自己。她希望自己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凭兴趣和爱好，所有的作为都是纯粹的，不带功利色彩的，不希望被别人去检验。

同时她也不希望为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身份社会价值而把自己出卖给一个可以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她怕生活没有悬念，怕生活能被一眼看穿，她喜欢探索新鲜的领域，循规蹈矩的安稳生活在别人眼中意味着安全，但在她眼里则代表着了无生气。她无法忍受没有冒险没有挑战的人生。“如果计划好了一切，然后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匆匆忙忙地走到退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恐怖的人生。”

于是，她花了一年时间去做自驾游导游，探索新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不停地探索充满新奇和野趣的旅游路线，然后带队去探险。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充满挑战的乐趣。

“其实回顾我毕业十年的经历，大体上是在对人生作排除法。”用一个教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 my identity is constantly developed as I am developing my oppositional identity. （知道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和知道那种人是你不想做的、那种生活是你不想要的同等重要。）

五月份回国探亲，她标准的美语发音和流利的口语，以及她思维的缜密、处事风格的干练与果敢，都让老罗为之侧目。经过反复协商和慎重考虑，赵晴终于放弃现有的美国生活，答应回国加盟老罗和他的朋友的团队，以教师和行政副总的双重身份成为老罗和他的朋友们中的重要一员。

她说，吸引她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老罗培训这个团队整体的理想主义气质，另一个是，她很想知道在国内创业是什么体会。而老罗这个刚刚蹒跚起步的新企业，正好给了喜欢挑战人生的赵晴一个大好的机会，英语教学和管理，是赵晴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她希望能跟老罗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摸索着创业，跟着一个新兴企业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