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游走，在不同的国度和职场打拚，这中间既有失意、也有收获。离开前一家工作的公司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至今还在踌躇下一步的去向而未有结论。

恰好今年初接到邀请，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开设一门“种子产业概论”的课程。长考了数天之后，本人本着闲着也是闲着的精神欣然接受邀请，愿意再做一些全新的尝试。

由于机缘巧合，本人在种子行业中最有代表性的跨国和本土的企业孟山都、杜邦先锋和隆平高科都工作过，经历了这些企业在中国从创业到发展，再到成熟的全过程。由于对于中外种子产业的运作和管理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对于农业产业经济相关理论探讨的偏好，似乎就成为开设这门课程当仁不让的人选。

以前虽然在很多场合给行业的同仁、公司的员工和在校的学生作过报告、共同交流，但那些报告内容主要是分享经验和心得，讲的是重点和亮点，不必面面俱到；而这次要开设的是一门课程，要收集和分析案例，归纳和理顺理论框架，总结中外种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规律，指出中国种业发展现存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对于中国种业发展趋势和阶段特点做初步预测等等…，这对本人也是再学习和再提高的过程。

本人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轰轰烈烈的开始，中学毕业时则“宣告文革胜利结束” – 见证了文革中教育受难的全过程。当时社会上和学校里虽然充斥着被扭曲的价值观和种种歇斯底里的劣行，也有着“军代表”、“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代表的”的跳梁表演，但是老教师们的为人师表、忍辱负重和对教育事业的不离不弃，也在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些老教师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比今天过度市场化和浅薄化的学校教育似乎更有值得珍惜之处。我时常也会想有一天能够回到讲台，把多年来的所学所得总结出来，为培养新人作一些努力。

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当过两年的老师，也带过班主任。当时带了一个人高马大的体育特招班的学生。当时虽然觉得自己的活动空间太有限，但是与学生和其他老师的互动还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收获，也体验到自己与其他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差距：耐心和细心 -  这正是基础教育的重点所在。

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教师是颇为神圣的职业：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哪一项都是关乎“国事”和“天下事”的百年基业。

但是这种传统的神圣似乎在这几十年来被严重卑贱化了：在“反右”和“文革”中，教育和教师队伍是重灾区；改革开放后，外贸、原材料、垄断企业、央企、公务员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社会的主流和主宰；而低工资、超负荷和被不断边缘化的教师队伍被一步步吞噬着职业的神圣感和自豪感。为了迎合、也为了生存，被“市场化”和被“庸俗化”成为中国教育发展难以逆转的颓势。

中国是农业的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中国种子产业在体系建设、关节环节和技术、产业效率和产业化建设等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至少25年以上。

我国农业的落后也体现在农业高等教育的落后上。由于我国农业比较效益差（是世界上比较效益最差的国家之一 – 请参考之前的博文“产业公平系数与社会公平”），行业投入少，现代化程度低，人才匮乏。农业院校学生用的很多教材非常过时，不能反映最新的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现状，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所以我国农业一方面是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是浪费资源和机会的浪费，赶超世界发达国家谈何容易？

我国有限的优质师资都集中在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上，本科生的教育颇为放任。但是基础打不牢，高楼如何起？所以本人很希望授课能够从本科生教起 – 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全部听懂，但是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学习一些新的思考方法。

从今年四月起，本人已经完成了四个半天的授课。除了本人的现身说法，还请了国际知名企业的资深高管帮我“站台”，因此得到学生和有关老师很好的反响，自我评价也说得过去。本人亦当认真总结，珍惜进一步提升得机会，争取来年更上一层楼。

回天随乏力，补天却有心。希望为中国种子产业的长远发展做些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