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又见孟学农辞官挂印，初闻不仅愕然。

从SARS到襄汾“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的责任追究，孟先生都不幸中奖成为第一责任人。然而细思之，SARS肆虐传播的原因究其根底，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缺乏信息公开的透明化操作制度，而山西襄汾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违法违规生产和建库，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安全整改指令不落实，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得力。这些重大恶性事故体现的都是体制上和操作惯例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孟学农是制度问题的牺牲品。但是这一牺牲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

孟学农有点牺牲小我成就大义的意思。这大义指的是中央政府致力打造责任政府、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题中之义。在高风险运行的现代社会，问题和事件曾出不穷，然而正是因为有像他一样敢于领责告退，敢于承担更为苛刻的道义责任的官员，才能一次次在社会舆论中深化举步维艰的政治改革，才能一次次深化高官问责制的母题。我在研究当中曾犹豫是否可以将西方的国家—社会两分法拿来研究中国社会，也曾踌躇是否中国存在legitimacy crisis的命题。高官问责制倒是给了我的疑问一个肯定的答复。在日益高涨的公民社会议政呼声中，在满怀草根关怀的文化“精英”上升的话语权当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对此有着比较理性的认识和绸缪之策比较到位的政府。

其实近年来因为公共事件引咎辞职的高官不在少数，最近就有因为毒奶粉事件辞职的石家庄市市长，2005年又有因松花江污染事件领辞的国家环保局副局长解振华。正如SARS事件孟学农的辞职打开中国公共卫生管理，重大事件透明报道，以及紧急事件应急体系等制度建设之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解振华辞职可谓开了环境事件公共问责制的先河。在中国环保风暴越刮越猛的时候，这个事件起到及时的制度深化作用，也是环境改革的一步狠棋。虽然当时我也意识到解此举实为以退为进，还是不禁扼腕叹息。直至几年之后，解振华荣升发改委能源部副主任，这时才振臂三呼！发改委以经济—科技工具理性为主导，把增长与发展简单等同的公式正需要有着可持续发展优先意识的环保部官员来纠正。改变中国发展的范式不仅在于对科学发展观官样文章的学习，更在于每一个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观念转变。在这里要倡导“一部分人先转变起来”的模式，即中央政府在各部委安插理解发展范式转变需要的“意见领袖”，从内而外地将体制改革实体化，具像为对执事者的改革以及对执政文化的改革。制度与人的博弈过程，还是要由人的参与来促动和完成。

因此我希望在负面事件尽量少的情况下，孟学农们多多益善。已经符号化的高官问责应该是政治开明的第一课。这一课，上给每一位官员，也上给每一个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