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从哈佛本科生院毕业时，我无法想象一年后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毕竟，我刚同一群精力旺盛的人度过了紧张充实的四年，五年后同学重聚时大家会更具智慧更有担当，想来是很自然的事。五年时间很长——长到足以让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金融界新人挣到比资深教授多几倍的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尽数花在曼哈顿的居住和娱乐上；长到足以成为真正的医生，并对人们的生命负起责任；长到足以拿到一个法学学位，却发现自己讨厌当高薪公司律师，并且因学费负债20 万美元而不得不为；长到足以消褪对投资银行的热衷，然后进入工商管理学院，为毕业后进入对冲基金再次耗尽自己的热情作准备；长到足以和大学时期的男/ 女朋友分手或者结婚生子；长到足以让人每年都换工作，去念研究生院，但仍然没有找到理想职业是什么的答案。这些只是我和我的同学在离开母校的五年里取得的部分“成就”。老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曾告诫哈佛人：“入校为增长智慧，离校为更好地服务你的国家与人民”，我们已花了四年时间努力完成这句话的前一半，但我们是否真的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了呢？

    没人事先这么严肃地看待五周年重聚。任何哈佛本科生院的重聚都是为了放松，为了开心，为了怀旧，为了加强与朋友、同学以及母校间的关系。这是哈佛为获得校友持续的关注和支持而创造环境的“软外交”。每一年，哈佛都会举办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以五年为一间隔类推，一直到七十周年）的重聚。对，你没看错，92 岁的校友确实会回到哈佛，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扶着拐杖。每一届有自己的一套活动，有自己的校友委员会，自己的文宣处，自己的募款委员会在年中向同届校友募捐，还有自己指定的哈佛员工监管重聚活动的后勤工作。虽然每个重聚活动对参与的校友来说都是特别的，但大家普遍认为五周年重聚是最有趣和令人激动的，因为大家都还年轻，大多还未婚，还在探索事业和未来，而且最有可能举行好玩的派对。虽然哈佛会向校友提出特别的捐赠请求，也会鼓励重聚的几届在捐款方面友好竞争，但不会有来自学校的压力或者强制要求必须捐钱才能参加重聚。不管你是刚辞职的无业人士，家庭主妇或带着四个孩子的家庭“煮夫”（针对携小孩的校友，哈佛会提供照看小孩的服务。照看孩子的是哈佛的本科生，学校付他们工资），背负着高额学生贷款而无力捐赠的医学院研究生，或是成功企业的总裁，任何校友都可以参加。所有人参加一样的活动，付一样的钱，吃喝也都一样。在重聚的时刻，所有人都被平等对待。

    对这个五周年重聚，大家都有很多期待，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在2011 年秋天，离2012 年5月的重聚还有好几个月的时候，我的朋友就已经开始互相发邮件问：“你会去重聚吗？我正在考虑呢……”哈佛也开始定期发出邀请，并让大家上五周年重聚网站，在上面能看到参加所有的活动要多少钱，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有哪些同学已经登记要来。我从没想过不参加——毕业之后旅居国外意味着我跟一些朋友已经三四年，甚至五年没见过了！这也是我和我的大学室友为数不多的能见面的机会，因为大家都居住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也非常好奇大家这五年都有哪些变化（感谢Facebook 让我已经得知他们在过去五年都做了什么），以及我以前约会过的男生们有没有变为成熟、更有担当的男人。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对我和我的同学来说，重聚时闲话社交八卦与建立专业的人际关系同样重要。正是我们之间这些非常个人化的联系，让我们感到彼此属于同一条涌向充满可能性的汪洋的激荡河流。这是一种对更大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便它的基础是一个个细碎的八卦与流言。因为这些小事，是我们的小事。我们有一套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你还记得Owl 的那个打橄榄球只跟Kappa 的女生约会的小伙子吗？他现在完全没有以前萌了。”“你记得那次在Pfoho 的90 年代疯狂派对吧？你布置的那个。”“你肯定记得她，就是Bee 里的那个社会研究毕业论文写韩国整容手术的女生。”“中文课在Vanserg 真是烦死了，我每次都要花半个小时从Mather 走过去。”就算把这些话读上几百遍你也不会明白它们的意思，除非你曾经历过所描述的一切。就算是我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的男朋友，也无法完全欣赏和理解哈佛本科生共同拥有的回忆、话语和经历。你可以把这看作精英主义，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和在哈佛与这帮同学一起时的那部分自己所建立的联系，一种不可磨灭的、深刻、真实且永恒的联系。

    我曾有的种种顾虑——面对前男友们的不安，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呢？），与太久没见的同学重新联系——统统都在重聚开始后消散得干干净净。当然，出席的人里面有一半我都认不出（在此之前我的同学从没这么大规模地为社交目的聚在一起过），食物也并不出彩（大部分吃起来都像是食堂的东西），有些人并没有变得不那么势利或者奇怪；但我很高兴能见到那些我曾关心的、曾与我一起分享过亲密和重要经历的人们。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这种属于一个比个人大得多的群体的感觉。我的这些同学有一天会成为政治家、行业领袖、激进分子、老师与教授、企业家和远见者。我们这届910 个同学一起庆祝（超过了全年级人数的52%——这是哈佛的记录！）的场景，提醒着我，我们这代人拥有的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和谐、更负责、更关爱的世界的巨大潜力，以及因潜力而产生的巨大责任。

    在我们的重聚之后，我跟一些朋友说感到自己重新充满了活力，有了新的目标，并决心在人生和职业中绝不接受任何低于我奋斗标准以下的成就。出乎意料的是，相当多的朋友同意我的感受。他们不见得喜欢所有重聚时与他们说过话的人，也不见得欣赏这些人的工作，但他们和我一样感染到了对我们的潜力的乐观态度。“给予了很多的人，被需要得也会很多。”我和朋友们因重聚而产生的自我反省，鼓舞我们勇敢地继续完成人生中的重要决定，并激励我们继续相信自己的潜力。

    在思考“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劝诫时，我意识到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的国家”已不再指美国，而是指世界；“我们的人民”也不再局限于美国人，而是全世界的公民。每一次看到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在提醒我：我们这些来自不同种族、文化、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虽然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却怀着共同的愿望，希望共塑我们更好的未来。我从重聚中明白，跟我们需要做的比起来，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如此苍白。我的同学给了我力量和鼓舞去完成那些世界需要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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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麦可思研究》 2012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