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我当宣传干事的时候，他给电视台打电话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电视台派人了解情况时，先给我打电话，我带着电视台的几个人到了李洼村他的家里。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跟电视台的记者说，在北京跟着儿子时，他看了北京的八大处，回家就自己在院子里弄了个浓缩版的“八大处”。记者了解了情况，可能觉得新闻价值不高，没有录制节目。

          但这个有点儿与众不同的农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我当文化站长，他来找我，拿着自己写的小品让我看，并说，文化站有啥活动了，他愿意参加。可惜那时的文化站只是挂个名号而极少举办活动。

          再后来我进了办公室，每逢南坞村的绠会日，他来买菜或是到医院看病了，就到办公室找我，并拿着自己的新作品让我“修改”。

          新文化站长小马很敬业，每年都会举办一些广场舞比赛、戏迷擂台赛、知识抢答赛、义写春联、创作培训班之类的活动，老李都会很积极地参与其中，不知疲倦。

          参加文化站的活动时，他一定要来办公室坐坐，带着自己的作品让我“指导”。他说，你不看看，我觉得不踏实。我平时工作忙碌，他带来的文字，我常常扔到桌边，等他下次再来时，我还没来得及看一遍。他从不生气，玩笑着说“知道领导忙”。有时，他坐在沙发上，我就翻出被压在一摞文件底下的他的那些作品，现场看几页，修改几个标点，纠正几个“的、得、地”的错误用法，很多时候，连个评语也不会有两句。他依然还是常来找我，让我“修改”。

          他文化水平不高，创作的作品很稚浅，多是不能搬上舞台的，写了这么多年，他的作品即便是村里的演员也没有用过。但他一直激情洋溢地写着，天热天冷时，他到北京找儿子，还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北京让北京的一些作家看，人家说“你的作品方言太多，只能在河南排”，他乐呵呵地带着作品回到家里，再带着新写的作品来找我，让我看，并给我讲在北京的见闻种种。他甚至说，跟他儿子同院的一个老太太在国家文化部工作，对他很热情，鼓励他写，还有一位北京的书法家送他一幅字，说是值很多钱的。他说，要是遇到了机会，看能不能找找那个文化部的老太太，让我这个“好干部”提拔提拔。我赶紧拦住他的话，说，你可别乱打听。

          就这么淡淡地交往，多年过去。

          最初读了2002年我写的《岭南无雪》，他第二天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来南坞村找我，说，夜里熬到两点多才看完，边看边哭，说我写得很好，看了之后，他很感动。

          他有个遗憾，说一直没能看到我写的戏曲作品。

          2013年时，受他的影响，我尝试着写了个小戏曲剧本，写到一半时，跟他说了，他要看，我说，等我写完了再看吧！结果没写完就搁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不知怎么就丢失了，也就没再重写。

          于是，他就常常念叨说，你说要写的，可我一直也没看过你写的戏。他说，你有文化，写了一定比我好。

          我心里说，不定哪一天，一定会写的。       

     图二：我跟他提议，让他写写过去的生活，他就送来了这篇记录文革时期农家生活的《蒸年馍》。

     图三：他的字不好，写了作品，再请人抄写一遍。这是小品《急招爸爸》。

     图三：小品《李老汉的趣事》。

     图四：小品《男保姆》。

    图五：小戏曲《破镜重圆》。

        老李青年时期热衷文艺，当过农村的戏曲演员，九十年代初期曾在鄢陵戏校任教，后来戏校关闭，他继续回家种地，但对文艺的热爱依然，这些年，他不管不顾乡邻的非议，写写画画、唱唱跳跳，组织民舞、戏曲表演，还充当几个村子民舞队、小剧团的导演。

        他跑来跑去，没有报酬，他却乐此不疲。

        我说，我们之所以成为朋友，因为你找不到知音。

        我说，你生在农村，必定是孤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