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的生活很平静，我依然是忙于看书、抄录各种资料，偶尔，也去街上散散心，或是到其他书店看书。

日子很平淡，没什么可写的，我就这样，在书店平静地干了一年。

天气似乎有些暖意的时候，在老家一个乡卫生院工作的哥哥打来了电话，说我上班的事情有点眉目了，让我随时等候通知。

盼了两年，终于盼来了。哥哥说，还不知道干什么，也许是到村小学当教师，也许是到乡政府，或者是在县城里做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

祖祖辈辈种地的董氏家族，哥哥是第一个“吃公粮”的人，我很快也会成为“国家”的人了。有了固定的工作，再不必担心有人会随随便便把我给辞退了。

我向老板娘说了情况，她当即表示，走时，会马上给我发工资。

等。

等。

等。

等。

……

两个月过去了。

老板娘新招聘来准备接替我的男孩子，也早已熟悉了业务。

又一个月的二号到了，哥哥依然没有打来让我回家上班的电话。

我等来的，是新的一个月的工资。

打开工资袋，除了工资，里边多出了一张稿纸。

阿永：

这一年来你很勤劳，我知道你做得很好，可近期店里生意不是太好，也用不了那么多人了。让你离开这里，我很抱歉，希望你能理解。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

                                            阿英

靠在书架上，望着眼前无数的书籍，我突然有种悲壮般的忧伤……

我拨了那个差点被我丢掉的电话号码。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阿茜。”

“馁海宾苟？”（音译。粤语“谁呀”之意）

“我是她的朋友，姓董。”

那人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

拨通手机，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哪位？”

“我是董占永。”

“阿永！你在哪里呀？

 “我在岗贝……你能不能先帮我找个住的地方？“

“现在吗？”

“嗯。”

“我去接你。你在哪儿等我？”

“你方便吗？”

“你怎么这样说？没什么不方便的。”

“那我在三九生态科技研究所门口等你。”

……

认识阿茜，是我在中山当保安队长时。

那时，我初到中山，第一次知道了打工者的辛苦。工人们忙一个月，多的，发给一百多元，少的，只有几十元，甚至，会有人分文没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黒厂里，我见到了她。眉间偏右有一颗黑痣，总是一个人孤单地往来，没有朋友，也没有人在意她的存在。她是一个太普通的女孩子。

我上班的第三天，她提着行李到了大门口，她要走了。我检查她的行李，她站在门外，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我似乎看到了一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小草。

我忍不住问她：“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她低下头没说话，突然就流出了眼泪。

我又问她，她还是不说话，只是哭。

我问她：“是不是需要钱？”

她抽泣着，“嗯”了一声。

我拿出十元钱给她，问她够不够。

她说：“得二十元。”

我又给了她十元，帮她把行李提到大门外等车。她说：“我去亲戚家养病，三个月后还你钱。”

她走了，我也没想过让她还钱，但她还是在三个月后把钱还给了我。那天，我不在厂里，她把钱留给了我的同事，说她在一个叫中山港的地方上班。后来，她又打了两次电话，刚好是我接的，她听出了我的声音，她说她会永远记住我的声音。另一次，她说她去了东莞，并留下了一个固定电话，说是厂办公室的，有事可以打电话。打过这两次电话之后，她就再没了任何消息。

她的模样，我已经有些淡忘，整两年了。当她从出租车里下来时，我认出了她。

在篁村一幢破旧的楼房内，我见到了阿茜和她的几个姐妹合租的一间小屋。这里原本是一个大厅，用木板隔成了四间，阿茜她们租的是其中的一间。屋子很挤，也就八九平米的面积，两张上下铺的木床已把整个屋子填的差不多要满了，仅剩下了中间一个人侧身才能过去的小道。好在屋外还有一个阳台，可以做饭洗衣。

阿茜把我安排在了她们房间的隔壁，她说是她同事的房间，同事因为有事，请假回了老家，我可以暂住。

看我一个人吃力地搬皮箱往空床上放，她忙上前帮忙，问我：“装的什么呀？这么重。”

“买了一些书。”

交谈中得知，她现在在附近的一家电子厂上班，是一名车间组长。

晚上，我们在一家小餐馆吃饭。

“吃啊！”

她夹了菜放在我面前的餐具里。看得出，她成熟了许多，一举一动都显得优雅大方。

“别想那么多，把这顿饭吃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她在努力活跃着气氛。

两个人吃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她的经历。

“我已经出来七年了。”她说得很随意，似乎在说别人的故事。

“十四岁时，我妈交给了邻村一个常年在外的远房亲戚四百元钱，他带着我和其她十几个女孩子到了浙江的w市，进了一家不是很大的塑胶厂。刚进厂不到一个月的一天，正上班时，突然有两个工友倒在了地上，送到医院检查，说是中毒了。第二天，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一家报社的记者那里，结果，报社就用了一个版的面积报道了中毒事件。报道之后，这件事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市政府马上派专人去查办。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工友们都到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让人吃了一惊，全厂近二百名员工，只有我和其他四十几个新工人没有中毒，有七八个人已经很严重了，大多数人都有轻微中毒症状。”

“在政府部门的督促下，老板出钱给中毒严重的工人治病，并且对工厂的设备进行了处理、更新，作业时也做了安全防护。没想到，这件事刚处理不久，老板就把我和那些没中毒的工人辞退了，每人发了二百元了事。他是害怕我们这些人中再出现有中毒的人，在没有发现我们有中毒情况之前，先把我们辞掉，如果我们这些人中再出现有中毒的，他就可以推脱，不负责任。”

“那时，我还什么也不懂，在几位年长老乡的帮助下，我跟他们到了广东湛江。在一家服装厂，一干就是五年，但每月也只有三四百元的工资，除了开销，并挣不了多少钱。十九岁那年，我到了深圳，没找到工作，又辗转到了中山，换了好几个厂，却始终不能稳定下来。在恒建鞋厂时，我时常觉得肚子疼，去医院检查，肾结石。我当时身边只剩了十几元钱，厂里又拖欠着三个月的工资迟迟不发，我欲哭无泪。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就连续两天请了假，想等到发了工资，先买点药慢慢治疗。可再请假时，主管不肯批，我只能强忍着继续上班。又过了两天，疼得更厉害了，一阵上来，我头埋在枕头里，身子弓着，一个人在宿舍床上哭。我旷了工，结果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真是多亏了你当时的帮助。”

说到这里，她望着端在手中的茶杯，有了片刻的停顿。接下来，她的声音低沉了许多。我只是默默地倾听，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她的声音在飘荡。

“我曾经好几次被人欺骗，还有几个是与我关系很好的老乡和朋友，有时甚至仅仅是为了很少的钱物。”

“在湛江，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他没有对我信誓旦旦，但她待我很好，我感觉他很爱我。他为人也很真诚老实，我把他当成了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在深圳找工作，钱不够用，他一连两天没吃饭，让我吃那仅剩的几包方便面。当时，我没哭，也没有对他说什么，但我在心里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一辈子，除了他，我谁也不嫁，哪怕他一辈子都是穷光蛋，我也心甘情愿。我们到了中山后，我把我和他的事告诉了我的家人，可家里人死活都不肯同意。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带着我千辛万苦才攒下的一千元钱，悄悄走了，连一句话也没留。”

她默默地喝一口茶，继续说：

“那时候，我真是连死的心都有过。”

“后来，我才知道，他所有的证件都是假的，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他的真实姓名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了人家的一种说法，在很多时候，男孩子可以相信女孩子，在最后，能帮助男孩子的，常常是女孩子，而女孩子却不能很轻易地相信男孩子。”

“离开恒建后，我在番禹一个亲戚那里养了半个月病，又去了中山，还是没能找到一份能够稳定下来的工作……”      

“不说这些了吧！”我打断了她的话。

“不说了，不说了，说这些让你也不高兴。哪一个打工的没有一些辛酸事？我这也算不了什么。”她脸上又涌出了笑容，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也笑了起来，说：“我就想先好好睡一觉。”

她笑了起来，说：“你这人倒是少见，到这个时候了，还不急不躁。要不这样，我可以把你介绍到我们厂里，不过只能在流水线。”

“吃饭吧，吃好了再说。”

“好，吃好了再说。”

回到住处，她帮我整理好床铺，说：“你先好好睡一觉吧！别想那么多，这才是个开始嘛！”道过晚安，她出去了，我躺在床上，想：是啊！这才是个开始。

在广东，我第一次什么也不想地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