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自认为，是个经历了不少世态炎凉，尝过了许多心酸苦辣的人。到广东不到半年，我就发觉，自己的那点经历，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有那么多以前只在各种杂志和报纸上看过的事，活生生地就在眼前。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是让人难以接受，而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一些这样的事。我摘录的，是我到广东才几个月时，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八日，短短十天内的几件事：

     十 二月九日 周六 天气晴好                                          

天天都能看到一些满面倦容、一脸无奈的求职者。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发不下工资的烂厂，也有很多人想进。因为，进了厂，就有了吃住，而在外流浪的生活，实在太难。没有工作，想在高消费的广东城市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怕的是，一旦遇到警察被抓，成了“三无人员”，那麻烦可就大了。听说是去做苦力，吃不饱，活儿累得要死，干几个月，给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像扔狗一样，把人给弄出广东。

不知是真是假，但肯定不会有人去验证此事的真实度。

看到来打听是否招工的那些与我一样出门打工的朋友，一个月七百元工资的我便心生同情，却也无力帮他们些什么。这样的人太多，即便能帮，也帮不过来。

十二月十一日 周一 小雨

昨夜，针车和成型车间加班，到两点，白天照常上班。刚才，接到甘厂长的电话，说让我写个通知，通知各车间，因为明天十点前要出货，今晚要通宵赶货。

写通知时，我听到了身后的骂声。

上午，有针车车间两个女工、一个男工因瞌睡被针车刺破额头，来保安室包扎。

十二月十六日 周六 阴云密布

九点四十五分，接到老板电话，让到他办公室一趟。几个月了，这还是第一次，一步三个台阶，我上了二楼。老板极少主动要保安，我预感到，肯定有了什么我想不到的事。推开门，我不由一愣。

地上跪着一个人。

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头发很长，衬衣领子很黑——我对他有印象，昨天上午，他刚交了一百八十元押金进厂。

老板看我到了，说：“把他轰出去！”

老板一脸不耐烦。

那男工还在哀求：“只要退给我三十元，就三十元……”

“滚出去！”我冲他喊。

看他依然不动，我不知从那里冒出的火，恨不得一脚把他从三楼踹下去给摔死。

上前抓住他的衣服后领，我把他拉出了办公楼，与赶到的王建兵一起，把那人推出了工厂大门。我去宿舍拿了他的衣物，隔大门扔了出去。

“狗日的东西。”

我不知怎么就喃喃地骂了一句。我一时也说不清，我是在骂谁……

十二月十八日 周一 晴

又进厂了两名新工人，安排好两个人的床铺，我回到了值班室。今天，轮到王建兵和金圆圆值早班，金圆圆正站在那棵铁树前发呆，见我过来，就站直了身子。王建兵坐在值班室里，脸上却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奇怪表情。我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吭声，递给我两页稿纸。看到桌上拆开的信封，我猜想，可能是在保安室放了许多天的那封信。信是一个广西女孩写给姐姐的，信上的字歪歪斜斜，不是很工整，但看得出是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写下来的。信不长，一页多一点，大意是说，妈妈病了，家里很困难，正上初一的她总是吃不饱……最后，她说：“姐，你往学校给我寄十元钱吧！”

信没看完，我的鼻子就开始发酸。

谁能想到，一个小女孩饿了，给姐姐写信，就要十元钱。

我想象不到，她们那里是什么样的境况。

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许多这样的事。

工人是辛苦的，如同不能停歇的机器，日夜运转着。但工人不是机器，机器累死也不吭声，而工人的忍耐是有限的。

一连三个月的工资被扣押，终于把工友们的怒火引燃，丝印、成型、针车、裁床四个车间的一百多位工友，浩浩荡荡地走出了车间——各车间的主管和组长们，也曾费尽心机地用各种方式，企图平息工友们的怒气，但无数次的欺骗和隐瞒，乃至威胁，已经没有了效用。工友们终于还是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工厂。

主管和组长们，一样痛恨老板，但他们有五个月的工资被扣押，他们不愿为了那五个月的工资，而失去做中层干部的工作。要知道，为了这个中层干部的位置，他们都曾付出了五年、六年甚至十年的汗水。他们同样也是来自偏远的农村，到了城市打工，谁也不想有太多麻烦缠身。况且，如果一切从零开始，他们还得从流水线做起，能不能再有机会干到中层干部，更是不敢肯定的。所以，这些工厂里的中层干部，宁愿与毫无良心可言的老板为伍，也不愿与那些普通工人站在一列。

罢工的人多了，劳动局必定要管的。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当天下午工人去了之后，人家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工友们又回到了工厂外。

在厂门口，甘厂长下来最后通牒：“愿意回厂的，既往不咎；执意闹下去的，后果自负。”

到晚上十点，罢工的人群开始动摇，陆陆续续地，不少工友回了宿舍。十点半，厂外只剩下了二十二人。

一天没吃饭了，领头的胡杨拿出来自己仅有的几十元钱，买了盒饭，分不过来，就两个人合吃一份。

广东的冬天，不下雪，与北方相比，也远不如北方冷，但广东真冷起来，其实并不比北方好多少。因为广东不会有北方人的种种御寒冬装。何况，这是二十二位身无分文的外来工。

夜里十二点，还有几个工友没找到住处，在街头徘徊。

厂里领导都走了，我把几位工友叫到了保安室的一个小套间。几个人在里面坐了一夜。

天亮了，二十二位工友聚齐，又去劳动局。

领导还是很关心的，问题很快就得以解决。

二十二位工友重新回到了厂里，工资也发了。

但就在事后，短短的四天时间，部门主管以种种理由上报厂部，这二十二位工友被开除了。这些工友，有的投亲靠友去了，有的很幸运地又进了新的工厂，有的无处可去，就回了家，也有人在没了信音。

这次罢工的前前后后，我在保安室始终都在关注着，我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了日记里：

河南信阳的胡杨，南阳的赵爱玲、冯伟、杨梅、马红影，漯河的刘萍，开封尉氏的李明江、刘国清；四川的田新明、贾雨林、王强、远小伟、张朝阳、朱金海、姜叶；湖南的李明轩、李明杰、李明宽；江西的曾长叙；广西的彭四仔；贵州的李万德；山东的赵翠芳。

至今，这二十二位工友的音容笑貌，时常还会闪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