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10《岭南无雪》第七章 邮票
(2009-02-11 09: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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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邮递员美国中山四川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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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下了雨,年轻的女邮递员依然很准时,八点一刻,送来了报纸和信件。翻看一下,有一封美国来信,是老板的。虽不懂集邮,但很喜欢收集这种内容丰富的小玩意儿。这是第一次与美国邮票真实面对,之前我是连见也没见过的,更比说拥有了。我一阵狂喜——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正要把信件送到老板办公室,清洁工阿华把请假条从窗口递进值班室,默默地骑上自行车,出去了。看看他远去的身影,我心里挺为他难过。就在两天前,从四川老家来粤找他的妻子刚到中山,就被一辆飞驰而至的“宝马”给撞上了,当场死亡。撇下的,不只阿华,还有一个嗷嗷待乳的女儿。阿华是个好人,在厂里做了七年清洁工,以四川人固有的吃苦耐劳干劲儿,深得老板信任。他已请了长假,处理妻子的后事。
我拿着报纸和那封信,进了老板办公室。办公室里,老板正与甘厂长说着什么,把信和报纸交给老板,我退了出去。
要下楼时,猛然想起,忘了向老板要那两张美国邮票来收藏。我拐回去,敲响了老板办公室的门。
“封老板,能不能把刚才那封信上的邮票送给我?”我心里有些忐忑,但还是努力地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平时,老板并不怎么严厉,但一点也不随和。他很少说话,说话时,语速很快,并且没有多余的字词。与他讲话,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更猜不出他往下会说什么,而且,他不高的声音中,有着一种潜在的威慑力。
“可以。”他回答得很干脆,甚至,在说“可以”时,他的嘴角还带上了一丝笑意。
我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他到隔壁的样品房拿了剪刀,很细心地铰下了信封的一角,交给了我。我很高兴,说了谢谢,走向门口。拉开门,要离开时,我听到了老板的声音:“那就写张倡议书,动员大家给他捐款。”
接着是甘厂长的声音:“我还没听说谁会写毛笔字……”
“我会。”我停住了即将迈出门的脚步,脱口而出,接住了甘厂长的。
……
一张倡议书贴在了办公楼前的黑板上,吸引了群群的围观者,有人在说“死得惨极了”,也有人再说“字挺好看”。我清楚自己的书法水平,最多只能算是稍微工整一些而已,绝说不上好。但在这个普通的小工厂里,这种“蚕头燕尾”的隶书毛笔字,也成了很少见的新鲜事物。
下午,我接到了甘厂长的电话:“厂里写通知和出版报的事,以后由你负责。”
工厂太偏僻了,工友们太忙了,厂里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偶有闲暇,工友们常常是三五成群,聚集在厂门口,看着过往的行人车辆消磨时光。他们太辛苦了,看上去永远都是那么苍白而缺乏生机。
餐厅原先有一台电视机,还没看几天,老板就下令给锁了起来。对于精神生活一片空白的他们一个写通知的保安,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唯一的风景。我往黑板上写点什么,如果正赶上他们饭后短暂的休息,那么,我的身后必定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年轻的男孩子和女孩子观看。他们猜测又有了什么新的规章制度,议论我的粉笔字和毛笔字有何异同,也会有人在人群中骂声娘后说上个月只发了四十五元钱…..他们太空虚了,每次我写的点滴的东西,都会使他们观看议论无数遍,只到我擦去了旧的,写上新的,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观看、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与王建兵和吴兴旺终于消除了隔阂,成了朋友,他们开始尽力支持配合我的工作。与他们的关系出现转机,源于他们的一次不和,二人差一点大打出手,我从中周旋,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原先,他们二人是一条线,我是一条线,两条线平行不相交,自此,我们三人的关系开始变为等边三角形,相互支撑。解决了王、吴二人的敌对,其他人的关系自然好转,我如同箭上弦般的紧张心情,这才稍稍放松。但我对工作依然一丝不苟,我绝不允许自己在工作上有任何一点不该犯的错误。
我什么活儿都干:一身臭汗往厨房搬菜;领着队友在操场跑步,练习消防器材的操作程序;面对着二三百工友,扯破喉咙喊口令,进行每日必有的上班前的十分钟训练;深更半夜带着保安检查各宿舍那些什么也不想就乱窜到一起睡觉的无知的年轻男女;手持一条板凳腿与三个酒后偷人钱物被发现后欲行凶的湖北民工针锋相对……
我想,人的生命,也许就是靠信念支撑的,没了信念,人心就会很快老化、死去。
我没有时间去想未来如何,我只是继续不停地干着,我以我的勤奋负责,赢得了所有工友、同事和领导的赞同。我很累,但我很充实。别人认可我,我就要做得更好。
我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厂里的一个热点人物。我知道,从我写捐款倡议书的那刻,我的工作,或者说是保安队长的位置,已经是我的几个队友难以动摇的了。农村生,农村长的我,在农村学会了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挣钱。十七岁到二十一岁,我蹲在学校学了四年的“机械制造”,可我没想到,关键时刻,最先起作用的,竟是我那并不怎么样的书法。
不知该怎样说这种学校教育制度。
临毕业前,学生们对上课已然没了兴趣。闲得无聊,我就去了阶梯教室,听一位已经六十来岁的老校长讲书法知识。刚开始,书法课很轰动,阶梯教室里挤满了人,还有人站在过道里听讲。课没上几天,就只剩下了十几个人。由最初的二百多人,变成十余人,甚至更少,并非老师讲得不好,而是这群年轻人失去了起始时的新鲜感,没有了坐下来的耐心——但老人却一直在讲,不管是几百人,还是十来个人。我不会忘记他,我的老师,河南许昌的李书铭先生。我听了李先生七节书法课。正是这七节书法课,意外地在广东派上了用场,引起了工友们的关注。他们不一定懂书法,但我还是感到很高兴。我高兴听他们说我的字“真好看”,也高兴我的字能给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友们长期无聊的生活带来一点点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