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八夜

饮宴之乐多，不是个好人家；声华之习胜，不是个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个好臣工。

日月译解

一个宴饮作乐过多的人家，不是好人家。

一个喜好声色之娱的文人，不是好文人。

一个看重名誉地位的官员，不是好官员。

日月评谭

一户人家能够经常摆酒设宴寻欢作乐的，必定是小康或者富贵之家。偶尔设设家宴招待宾朋或同僚，是一种人际交往的需要，也是劳逸结合的需要，也是人生快乐的需要。但如果家里总是弦歌不绝酒宴不断，就有问题了。一是，过多饮宴，有奢靡颓废、贪图享乐之嫌；第二，过多饮宴，有结交酒肉朋友、拉帮结派之嫌；第三，过多饮宴，没有时间读书养静，因此学问修养有逐渐荒疏之嫌。所以，这样的家庭文化，是颓靡堕落的文化，是世故庸俗的文化，是浅薄喧闹的文化，对家庭成员和子孙来说，影响是负面的。富贵之家，当然有意气风发之士，但更多的是纨绔子弟，于此不无关联。

年轻人，读书人，喜欢流行歌舞、向往花柳繁华，是少年心性，是文人风雅，不难索解。但如果沉溺其中，操练过度，日日花街柳巷，酒吧夜店，成为难以自拔的习性，那就不是好事了。第一，算是不务正业，必定影响学业功名；第二，沉溺声色，必定有损自己的品格声誉；第三，不利于修心养性，从而更加迷失自己的本心；第四，带坏社会风气。所以，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不可不听，不可不看，不可不玩，但一定要适可而止。杜牧，大唐才子，年轻时在扬州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帐下做幕僚，经常出入青楼之地，花酒流连，宿醉不归，乃至上级牛僧孺不放心，暗中派人予以保护。杜牧任满回京前夕，牛僧孺设宴欢送，并且取出手下发回的满满一箧平安帖给他看，规劝他不要“风情不节”，杜牧见了，颇为羞惭。北宋王安石，与杜牧完全相反，他年轻时在地方上为官，上班时经常脸色蜡黄，好像萎靡不振的样子，他的上级从爱护他的角度考虑，派人去跟踪调查他是不是晚上花酒风流去了，好掌握证据及时规劝。调查了好几日，结果发现他根本没有去风流，而是整宿整宿在读书。浪漫的杜牧，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倒是文学史上以风流浪漫著称，正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志念纯一发奋读书的王安石，最后做到宰相，尽管他的变法没有成功。

谭主所处中晚明时期，由于朝政荒疏，纲纪废弛，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享乐主义盛行，文人群体中不少人在社会风习的影响下，沉迷于感官之乐，过着荒唐、放纵的生活。文人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写过《娑罗馆清言》的才子屠隆，因为生活过于放荡，结果染上梅毒，全身溃烂而死。而另类的是，大文豪汤显祖居然为屠隆的性病吟诗十首，誉之为“情寄之疡”；性灵派文人袁宏道极赞人生“五快活”：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晚明张岱更是直言不讳声称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晚明文人放纵风习，于此可见一斑。

官场本来就是名利场，鲜有做官不追求名位权势的。但如做官一心只为了升官，只是为了名位权势，那就不对了。从道义上讲，这是背离了国家选官设制的初衷，也背离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用句现代人的话来说，就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从道德上来讲，为人要有正气，正如孟子讲“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为官要有正义，正如有位清官所说的那样：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明代中晚期，严嵩、魏忠贤等得势，许多官员为了功名利禄，趋炎附势，卖身投靠，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不讲道义，不顾廉耻，丧失良知，做出了许多令人不齿的事情，结果靠山倒台之后，一网打尽，一个个受到牵连，名位不保，甚至头颅不保。争名于朝，只管顶戴加身。风云变幻，岂知官场险恶。所以另一条菜根说：趋炎附势之祸，甚惨亦甚速。栖恬守逸之味，最淡亦最长。

明代中晚期，富贵之家喜好宴饮，文人士热衷声色，官员看重权势名位，是时代通病，活脱脱一副末世狂欢景象。菜根谭主发出“饮宴之乐多，不是个好人家；声华之习胜，不是个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个好臣士”的喟叹，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当前，我们的官员据说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宴之上盘桓，我们的歌厅酒楼大众传媒无不弥漫着一种“娱乐至死”的气息，我们的官场风气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据说比历代也好不了多少，看来，也是时代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