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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韩非子·五蠹篇》解说(49·9)

(2022-03-23 2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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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儒生们用文献典籍扰乱法治,侠客们凭恃武力违抗禁令,君主却对这两种人都以礼相待,这就是当今国家不能得治的原因。违法行事本该治罪的,儒生们却因为研究文献典籍而得以被录用为官;违抗禁令本该受罚的,不少侠客却因为犯法行刺而受到供养。所以造成了现在这种颠倒的局面:法律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要选取的;官吏所要诛杀的,正是贵族们想要供养的。法律坚决反对的、君主实际选取的、官吏要求诛杀的、贵族希望供养的,这四者原本互相否定,现在竟然没有了界限,那就即使有十个黄帝,国家也不能治理好了。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因此,以行仁义为标榜的侠客不是值得称赞的人,称赞他们只会坏事;研究文献典籍的人不是应当录用为官的人,录用了他们只会把国家法律搞乱。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去报官;令尹说:“此人该杀!”因为他认为此人只是对君主“直”,但对父亲却是“曲”,于是判决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心不二的臣子,恰恰是父亲的忤逆不孝的儿子。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矣(几”字也与“即”字同音,而且“即”字有“积极接近”的意思)。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交战他三次败退逃跑,孔子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还有个老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很有孝道,就推举他,让他升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正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诛杀告发父亲的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不再有人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了逃兵,鲁国的士兵打仗时就容易生发有意败逃的念头了。君主和臣民的利益如此地不一致,君主若是推崇人们上述这种自私的行为,同时又想求得社稷的平安幸福,那是决达不到目的的。

   【解说】

    1、这一节的主旨就是头一句,但全节可分为两部分:“楚之有直躬”句之前是泛论,之后是分析两个事例。读懂前一部分须要知道:①“儒”指“儒家”,信奉儒家学说并从事宣教活动的人,当时被称为“儒生”,他们的优势是熟悉古代文献典籍(“文”),善于用那里面讲的道理来分析、评论人物和事情(后文的“诸先生”也是指他们);“侠”本是对见义勇为者的褒称,但这里是指谓当时某些贵族家里养着的大批门客中的武士,他们只讲义气,富有牺牲精神,敢于违法行事,经常为了挚友、恩公事业或报仇的需要而充当刺客。②“礼之”的“礼”是“礼贤下士”的“礼”,“以礼相待”、“敬重”的意思;“离法”的“离”是背离、违背义。③“以文学取”的“取”是指被朝廷接纳、录用为官;“以私剑养”的“私剑”,我以为是“违法杀人”的意思(“剑”作动词就是指以剑杀人;“私”是违法义);“养”是被动用法,被奉养义。④“故法之所非”领起的两句,不是表达“观点”,而是陈述上两句讲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局面”;“法、趣、上、下”是前四句的“压缩表达”(“趣”通“取”);“四”当读作“此四者”,“无所定”是说“没有确定的界限、区分了”。⑤“行仁义者”非字面义,乃是指上文讲的“侠”,故应译作“以仁义为标榜的侠客们”;“非所誉(用)”是名词性结构,相当于“不是值得称赞(任用)的”;“害功”,我以为等于现在说的“坏事”(“功”字有事功、工作义)。

    2、本节后一部分要注意的是:①“楚之有直躬”中的“直躬”,是个人名(《论语·子路》中也提到过这名字:“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字无义,只是用来舒缓语气;“谒之吏”的“谒”本是告诉义,此处自应译作“告发、检举”。②“令尹”是官名;“杀之”的“之”是指代直躬,但此句不是下命令,而是发感慨,应翻译为“此人该杀!”因为后句在说明原因后(其中“以”字是认为义,后面略去了“其”字),又说“报而罪之”(“报”是判决义),可见杀犯人之前还是要办些手续的,令尹不会刚得知案情就下“杀之”的命令。③“三战三北”的“北”是 “败北”的“北”,败逃义;“举而上之”是说建议给他升官。④“而楚奸不上闻”,意思是:因此楚国的“奸人奸事”就传不到“上”那里去了(“奸”是冒犯义,此处用作名词,指犯法的人或事;“上”是指“居上位者”,故一般是指君主,此处是指官府);“而鲁民易降北”是说:因此鲁国的人打仗时就容易投降和逃跑了(“降北”是联合结构)。⑤“上下之利”是指君主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举匹夫之行”的“举”,是推举、赞扬义,“匹夫”是指普通个人;“行”是特指上述自私行为;“必不几矣”的“几”是借作“即”,达到的意思。

   【辨析】

    1、注家们对本节前一部分的误解,主要在:①不知“私剑”是指仗剑行凶、违法杀人,所以将“而群侠以私剑养”句翻译为:“而成群的侠客却因为私利去行刺被供养”(张译)②未能体认到,“故法之所非”开头的两个对偶句,其实不是表达“思想观点”,而是陈述“结果=局面”,于是完全采取直译。这样,译文给予读者的自然是误解。③不知“故行仁义者非所誉”句其实只是针对“侠客”而发,所以刘著、陈著和《校注》都翻译为:“所以对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刘译);张著翻译为:“所以行为于仁义的人并不是应该称赞的,称赞了他们那么就有害于功劳”。按这两个翻译,韩非子是公然地、一般地反对“行仁义”了,但事实不是如此。

    2、本节第二部分,注家们的误解有:①一律将“杀之!”句直译为“杀掉直躬!”②未看出后一句是申述令尹说“杀之”的原因、理由,以为是别人的评论了,故翻译为:“人们都认为他对君主正直忠诚而对父亲大逆不道,所以报告官府把他惩处了。”(张译)③未想到“而鲁民易降北”句中的“易”字,理当是针对思想动机而发,不会是陈述事实,所以直译为:“鲁国人就更容易投降敌人和临阵脱逃了”(似乎原文说的是:“降北”操作起来更容易成功了)。④只想到“必不几矣”句中的“几”可能是借作“冀”(音同通假),没想到“几”字也与“即”字同音,而且“即”字有“积极接近”的意思(《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后句中的“几”字就是借作“即”),于是将此句翻译为:“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按这理解倒也说得通,但问题在于“怎样翻译才符合作者原意”,不是“说得通”就行了)。又,张著以为此“几”字是“机会之意”,故将此句译作“必然是没有机会的”,这就成了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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