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

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

天麻麻亮，我在远远近近的鞭炮声中睁开惺忪的睡眼，一时有些发蒙：“正月十五都已经过了， 咋又放鞭炮？”我磨磨蹭蹭穿上衣裳，刚要踏出堂屋门口，却又一脚缩了回来。我怕踏坏了，院子里的那个“仓囤”。

所谓的“仓囤”，其实就是用草木灰，撒成的一个圆。那圆的中间画着十字，也是草木灰撒成。那圆的一头儿，则有个小小的梯形，奶奶说这叫“囤梯”，寓意着囤高粮满大丰收。可我总觉得，那用草木灰撒成的梯子形状，真是像极了我家院子里那用细长的木板一根一根摞叠起来的仓囤门。

院子里有个“小囤”，院门外还有个“大囤”。每个“仓囤”里，都撒上了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的粮食，有小麦和玉米，有大豆和高粱，果真一派“大囤满，小囤流”的气势恢弘。奶奶将这草木灰撒成的平面图形，叫做“打囤”。一个“打”字，用得相当正式。真就好像有砖有瓦地垒了个立体的大粮仓，然后非常虔诚的，等待着丰收。贫瘠的日子里，庄稼人的企盼，可不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可是，一向懒起的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奶奶是怎样地在春寒料峭的大清早，踮着小脚、弓腰驼背地撒出这颇有象征意义的简笔画。而且，年年如此，一年不落。

我绕着“仓囤”走了一圈，看着东方渐红的太阳，心里涌起另一种复杂的情绪：今天不仅是个节日，还是我的生日。

我出生在二月初二。凌晨，子时。

刚出了正月的那天晚上，村里的接生婆“李氏”看完了村子里放的露天电影，她前脚刚进家门，我的父亲后脚便到。他说我的母亲即将临盆。那时候的露天电影是全体村人的精神大餐，只要白色的幕布一挂，便成了最具吸引力的大磁场。还沉浸在剧情中的“李氏”不敢怠慢，她挪着小脚，急匆匆来到了我的家里。心情忐忑的父亲，则被挡在了门帘之外。那门帘花团锦簇、镶着宽宽的蓝边。

母亲后来常说，我的出生其实没有让她受多大的罪，却让接生婆“李氏”捏了一把汗。因为在我之前，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走遍了四邻八乡为村人接生的“李氏”见惯了那些重男轻女形形色色的表现，她怕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也会心生失望。她于是有意无意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说自己哪怕有个女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孤苦伶仃。

的确，从我记事开始，接生婆“李氏”就是一个人生活。她住在村前一处不大的房子里，院子用篱笆做成。她那时大概60几岁，个头一般，面容清瘦。常年穿着灰色的大襟褂，黑色的裤子绑着裹腿。头发已经有些稀疏，但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一个小纂儿。小纂儿网住黑色的网子，网上插一枚银色的簪子。一派干净利落的范儿。

她大约是没有名字的，村里人都称她为“李氏”。我那时候小，不知道这称呼的含义，一度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接生婆，都叫做“李氏”。她技术精湛，性格温良，远近村庄里所有的婴孩，都是由她剪断了脐带。她将那么多的生命带到这世界，而她自己，却是孤零零一个人。

如果按照辈分，我应该称呼接生婆“李氏”，为“三大娘”。

那天晚上，在我呱呱坠地之后，我的“三大娘”李氏，便跟我的母亲讲起她早逝的丈夫，夭折的儿女。她说，无论男女，只要健健康康有个孩子，就是好的。她怕一心想抱孙子的我的爷爷奶奶会对母亲不满，于是她宁愿揭开自己的伤疤，也要现身说法地告诉我的亲人：男女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很健康，她，是我们的孩子。

但我的三大娘她真的是多虑了，尽管期盼着添一个男丁，但我的出生照样让我们全家欢天喜地。奶奶说，“二月二，龙抬头。”而那一年，又恰是农历的丙辰年。奶奶念叨着古老的民谚，她期盼着自己的孙女，能够成龙成凤。

    这么吉祥的生日，却每年都来得猝不及防。一个正月都浸泡在浓浓的年味里，来不及去想二月的事。但长辈们对于所有的节日，总是记性良好。于是，每年的这天我总会在远远近近的鞭炮中恍然记起：今天，是我的生日！

 二月的风带着暖意，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我穿上母亲手工缝制的格子上衣，随手从锅台的大瓢里，抓了一把燎豆。我将它们装进上衣的贴布口袋，向学校里走去。母亲炒豆很少放糖，她的初衷是为了节省。而不喜食甜的我，对此也并不在意。

 我揣着兜里的豆进了教室，我掏出一把放在课桌上。班里很多同学也都带了豆，多数是甜的，有些上面还粘着黏糊糊的糖，红糖，或者白糖。我带的豆比较瘦，同学家的都比较胖，肯定是在凉水里浸泡了很久，等它们膨胀了，软乎了，再晾干了下锅炒制。炒时还要掺上去村东大河边挖来的特制砂石，这样炒出的豆，分外酥脆。

 我们吃着自家的豆，我们也交换着彼此的豆。我们在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着，体会着各家不同的味道。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是一把普普通通看似生硬的豆，也在各家不同的浸泡、炒制和人情里，散发着不同的香甜。

我的同桌名叫雪萍，她家的豆不仅味道极佳，品相也是上等。许是制作工艺的严格和考究，每一粒豆的豆皮上，都有着恰当而均匀的裂痕。她把二月二的豆，称作“蝎子豆。”她抓给我的一把蝎子豆里，还搀杂了几块地瓜油。

    其实我家也做了地瓜油，只是还没到吃的时候。每年的二月，奶奶就将煮熟的地瓜均匀切片，薄薄的，不到半指厚。切好了，再将它们一片一片整齐地摆上窗台。春天的阳光并不怎样激烈，这晾晒就颇费些功夫。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先跑到地瓜油那里去，用手指试试它们的软硬干湿。地瓜油很软，还不到火候。嘴馋的自己却实在按捺不住，犹豫再三，还是拈起一块吃掉了。当然也是甜甜的。但与正宗地瓜油的味道，还差得好远。

终于，阳光一点点沥干了它们的水分，这过程相当的古朴与绿色，是标准的“从前慢”。地瓜油不再像原先那样平整柔软，而是韧性卷曲。拣起一块下口，是筋道而软糯的甜。奶奶将它们拾进大瓢，和炒好的燎豆一起，成为孩子们最好的零食。

“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我在奶奶年复一年的念叨里，终也没有成龙成凤。却在长大结婚有了儿子以后，才恍然明白，当年母亲口中的“生我时没有受多大的罪”，不过是一个女子惯性的隐忍。我至今都认为，生育的疼，是世界上最疼的疼。一辈一辈的母亲们，是怀了怎样的爱，才“大命换小命”地，生下自己的儿女。我的三大娘、接生婆“李氏”，又是用一颗怎样的悲悯之心，为四方远近的乡邻，接下一个又一个新的希望。每一次新生命的啼哭，是不是都会让她在喜悦的同时，分外感伤？但是她直到去世，都在做着这让她喜忧参半的职业。我想她的来生，一定会修得锦绣庭芳、儿孙满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