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儿

腊月二十三。小年儿。按照往年的惯例，我们一家三口是要回到老家去的。尽管结婚已经十几年，自己的小家庭也已经建立了十几年，但在我们的概念里，只要父母健在，过年就得回老家。

今年却有些例外。老公在入冬不久，因为意外受了一点小伤，他的左腿打着石膏，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拆了石膏又躺了半个月，然后才开始下地活动。却仍旧是瘸着的。“伤筋动骨一百天”，要想完全康复，还得过些时日。看看小年儿将到，我说：“今年不回老家了吧，就在咱们的小家过。”

老公说：“好啊。”

第一次在自己的小家过年，心里还是有着小小的兴奋的。以前每次要回老家，我都会跟老公开玩笑：“你说咱这大小也是个家啊，家里锅碗瓢盆煤气灶的，一个也不少。但是从来没在家过过小年儿，那灶王爷爷，咱一次也没给他上过供，他会不会对咱有意见？会不会少赐予咱一些福报？”

老公总是不置可否地笑：“哪有那些事儿……”

小年儿，又叫辞灶，就是辞别灶王爷。民以食为天，灶神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其仪式也是隆重庄严，仅次于大年三十。

腊月二十三之前，爷爷必得去镇上赶个大集。他要去买辞灶的供品。年年都去买，年年都是老三样。清援饼干，花生糖，柿饼。都用小碗盛了，恭恭敬敬地摆放在灶神像前。饼干和花生糖偶尔会更换成枇杷梗、桃酥之类的甜食，但那碟柿饼，却是年年必有，不可或缺。且那柿饼除了在小年将到的集市上有卖，其他的时节则根本见不到。大概是制作工艺的原因，它们的外形都被挤压成扁平，颜色也不再是原来的橙红，而是变成了葡萄一样的紫色，又不知用了什么工艺，在那紫红的表面敷了一层淡淡的白，就像在母亲的面瓢里打了个滚儿。但无论经过了怎样的加工，那柿子的萼却仍旧还在的，它提醒着我们柿子最初的模样。

拈一只柿饼，将萼剥掉，然后深咬一口，是祛除了水分以后劲道又绵密的甜味。再咬一口，咬到了一粒柿子种，“嘎嘚儿噶嘚儿”，很柔韧。

我问老公：“辞灶的供品买了吗？”

“买了。”

“买了几种？”

“三种。”

“柿饼买了吗？”

“买了。跑了三个地方才买着呢。”

这东西，的确已经不多见了。

“‘灶王爷爷’买了吗？”

“买了。”

‘灶王爷爷’就是灶神。确切地说，是灶神的像。更确切地说，是印着灶神像的一张画。我们就是将这张画，称为“灶王爷爷”。小时候看“灶王爷爷”，于我也是一种痴迷。爷爷总是一边往灶间的墙壁上贴，一边跟我说哪个是灶王爷爷，哪个是灶王奶奶，哪个是招财童子，哪个是利市仙官。画的中间还有聚宝盆，盆上一枚铜钱，写着“周通元宝”。

爷爷年年讲，我却年年都听得似懂非懂。那些大大小小的神们在我看来都有着相似的面孔，连神情也是千篇一律，雍容安详。

打开老公买回的这张。灶神的图像跟以前一样，仍旧是色彩鲜明，红红绿绿。图像的上方也是黑色的表格，上书“二〇一八年岁次戊戌”，然后是阴历纪月，“正月小，二月大，三月小，四月大……”一直写到十二月。

下一行是节气，2018的立春在年前，所以是从“雨水”开始的。“正月初四雨水，十八惊蛰，二月初五春分，二十清明……”一直写到年底。我惊奇地发现，2019年的立春，居然是大年三十。

节气的下面是农事。 “二龙治水。十一牛耕田。甲田六分。十二人八丙九锄。花收一分。草子十分。三日得辛。七姑看蚕。”小时候，我总是一边看一边问母亲这些话的意思。记得有次母亲说：“九龙治水不好，龙多了，你靠我我靠你，天就旱了……”长大后我也曾网搜过这些话的意思，那些数字的得出其实与天干地支的纪日有关。但是其中的寓意，却与母亲所说的一样。那今年是“二龙治水”，应该是风调雨顺的大丰年吧。

    看完了节气和农事，我发现了旁边的“杨家埠”字样。杨家埠是全国闻名的木版年画之乡，小时候听爷爷说这个名字，觉得非常遥远，长大了才知道它就在潍坊的寒亭，离我们无限之近。从小到大，所有的“灶王爷爷”应该都是出自那里。只是不记得小时候，是不是也打了这样的标签。

儿子说：“妈，你看什么？”

“看农事。”

“上面写得准吗？”

“当然。你看，十一牛耕田，劳力足足的，肯定是好年景。”

“那不是迷信吗？”

“不是……”我答得相当肯定。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烧香磕头不是迷信？”

“不是迷信，这是传统……”

“那你许的那些愿都能实现？”

“你相信能就能……这相当于心理学中的心理暗示……”

我不知道自己讲的对不对。但我越长大越觉得，很多的风俗礼节，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封建或者迷信，它们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信念和坚守。

天色渐暗。外面有零星的鞭炮响起来。我和老公的小年儿，也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我说：“得叠七个布袋。”

老公说：“你会叠吗？”

我说：“会。从小我就跟着奶奶叠。”

奶奶说，这七个袋子有装米的，有装面的，有装钱的，分工不一，又相当明确。

我负责叠布袋，老公负责把供品摆好。柿饼，蜜枣，芝麻糖。又用碗盛了小米，上面插了三炷香。都正对着灶神的方向。香头一燃，淡淡的香味在厨房里弥散开来，小年儿的味道便陡然多了几分。

我跟老公说：“有句话必须得讲出来，叫‘灶王爷爷上西天，再过七天来过年。闲话少说，多加美言。’”

老公说：“你讲你讲。”

我说：“你讲你讲。”

两人笑了一会儿，觉得这业务真是太不娴熟了。我们还不能像家里的长辈那样，非常自然地做着这一切。但我们却是自然而然地知道，这一切是必须做的。这大概就叫做，传承。我也并不为自己此时的笨拙感到为难和惭愧，因为这份笨拙里隐含的，其实是一种幸福。它意味着我们的长辈依然健康，他们仍旧可以不惧繁琐的礼仪，用一颗虔诚的心，为他们的小辈，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祈福求安。

老公带儿子去楼下烧纸钱，放鞭炮。我叮嘱着儿子：“一定要跟你爸爸磕头，磕三个。就像以前在老家一样地磕。”

我再次强调，这不是迷信，是传统，是仪式感。传统是要恪守的，仪式感也是必须要有的。

仪式和形式不一样。它是严格按程序进行的礼节，自有其庄重在里面。

鞭炮响起来了。我学着奶奶的样子，嘴里念念有词：“灶王爷爷上西天，再过七天来过年。闲话少说，多加美言……”

    站在灶前灯影里的奶奶穿着大襟褂，绑着裹腿，脑后的小纂儿插着银簪子。她虔诚地烧香磕头，对灶王爷爷说着这一大家人的新年愿景。若是小镇年，她还要特意地叮嘱再三：“灶王爷爷啊，今年是小镇年，再过六天就回来过年，可别忘了啊！”那语气俨然就是邻里对话，真诚实在，毫无虚拟之感。

比起老辈对于传统的恪守，我们做小辈的，还是差了好多。但是不急，所有的炉火纯青，都等候在时间里。

给儿子吃了供桌上的食物。老辈们说，这食物是沾了仙气的，吃了有福。

我也吃了一只柿饼。说实话，那味道与儿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道食物的古老工艺，浮躁的现代人大概已经很难得其真传。但它却依旧顽强地存在，应该就是为了辞灶，就是为了小年，就是为了这周而复始的，一年又一年。

外面的鞭炮声，渐渐地落下去了。厨房里的香，悄无声息地燃尽了。一截香灰断下来，就像是打瞌睡的人儿，突然耷拉下脑袋。它眠进松软的小米，陪着窗外的夜色，一起睡去。

壁上的灶王爷神色宁静，他带着微微的笑意，俯视岁月漫漫，烟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