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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学校,都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规范着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行为。凡是学校觉得师生的某种行为不当,都会设法建立一个制度来加以规范和约束。一本厚厚的制度汇编往往能体现学校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果,也是学校引以为傲的方面之一。
那么,这些制度是否适当,是否有利于激励师生更好地发展,是否有利于学校文化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凝聚?这就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仔细的推敲和研究。李希贵的新作《学校制度改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改进学校制度的好视角。
一、制度的类型
制度经济学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因为要调节外部性行为,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学校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的时候,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人的行为中,有很多是内部性行为,这不是制度所要规范的;还有不少虽然是外部性行为,但对别人不会带来影响,也不适合利用制度去约束。比如说教师上下班,就不需要通过制度来规范,并利用打卡等方式来监督。因为弹性上下班并没有对他人带来不利的影响。只有那些外部性的行为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才需要制度。比如说,教师耽误了上课,对学生的学习带来影响时,就必须要有制度去规范。
在书中,李希贵校长将制度划分成四种情况,并将它们归类到直角坐标系的四个象限之中。第一类制度(第一象限)是针对那些让自己获益、让其他人也受益的行为建立的制度。比如说教师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归纳梳理出来,并和教研组的同伴分享;第二类制度(第二象限)是针对那些让自己受益、但让其他人受损的行为而建立的制度。比如说教师不认真批改作业。第三类制度(第三象限)是针对那些让自己受损、让其他人也受损的行为而建立的制度。比如说教师在校园里抽烟。第四类制度(第四象限)是针对那些让自己受损、让其他人受益的行为而制定的制度。比如说教师周末放弃休息到单位加班。
从上述的分类不难看出,师生所产生的第一类、第四类的行为,应该是学校非常乐意见到的,如果这样的行为非常多,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就会充满活力,提升办学质量也是可以预期的。师生出现的第二类、第三类行为则是要通过制度规范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任由这些行为蔓延开来,学校的文化和风气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本书给出的一组数据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作者在调查了一些学校的制度汇编之后发现,学校针对第二类、第三类行为而建立的制度比例非常高,占比为85%;针对第一类、第四类行为而建立的制度占比仅为15%。为什么会这样?其一是很多学校眼里看到的都是师生的缺点,很少想到通过制度的方式来弘扬优点,激励大家向榜样学习;其二是学校有一些制度原本并不必要,或者可以不用在第二类、第三类制度中加以规范的,但学校却将其放错了位置。比如说教师请假这件事情,如果教师上午没有课,他请假出去办点事不影响教学,其实就没有必要履行请假手续,只要和学科组长打声招呼就可以了。但这件事情到了一些学校就变成了大事,不仅学科组长要批、教导主任也要批准,还会因为请假扣除相应的绩效奖励。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老师们的工作积极性该如何调动。
教育教学工作的复杂性和随机性,使得教学过程呈现多变无序的状态。同时,由于不同教师不同的教学风格,往往使教学过程充满个性化特征。如果我们通过一个个固化的规章制度去约束教育教学工作过程,就会极大地制约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创造性,让教育教学活动走向平庸。李希贵认为,很多学校制度对教师行为的控制明显过度。比如在一些学校教研活动的制度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每周活动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而且对于每一次活动的内容和流程也有详细的规定,且有专人朝督暮责,每学期将检查的结果纳入备课组业绩评价,按照得分情况对于备课组教师进行奖惩。这样的奖惩办法导致老师们奉命唯谨,表面上看确实把老师给管住了,但实际教研效果如何却令人怀疑。
二、制度的构成
一个完整的规章制度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规则,另外一部分是监督。如果我们对各级各类学校现行的规章制度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制度都缺少监督的部分,即便有也不系统不规范。
缺乏监督的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一方面会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会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出了问题后找不到责任人。比如说一所学校对教师的请假就有3000多字的制度,其中对超过两天的请假,其流程有5个环节,先要征得年级组长签批,再报给教导处主任审定,然后交到人力资源部备案,再由分管副校长签字,最后由校长批准。看上去是层层把关,但带来的直接问题是没有人对这位老师的请假负责。
大多数的学校当下的管理体制依然是层级管理,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教师、学生……层级管理本身确实有监督的成分在其中,但这样的纵向监督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每一个层级的人们都非常忌讳自己的领导,在遇到一些可能涉及到团队或个人的利益的高利害信息时,往往对信息加以屏蔽,不让自己的领导知晓。这是人性使然,但却成为学校领导忙碌、心虚、焦虑的根源。因为领导不放心,还经常会做出一些别样化的举动来,比如说“推门听课”,在不跟教师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走进教室听课,看上去是为了亲身了解教师在课堂上的工作情况,但因为颠倒了监督的主体,不仅不会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还会给干群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
谁来监督制度的执行?当然应该是某一制度行为对应的受益者。就那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来说,直接受益者是学生,有条件、有能力监督的也是学生,如果学校设计一些通过学生进行适度监督的方法,就可以很容易解决校长的焦虑,也减轻校长的负担。再比如说食堂伙食的质量,受益者自然是教师和学生,最关心食堂伙食质量的还有学生家长。如果在教师、学生对伙食质量监督的基础上,再邀请家长代表参与食堂后厨的监督,既可以调动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又能产生好的监督效果。不仅是伙食问题,在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都应该充分发挥家长的监督作用。
如果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让其自带监督主体,形成了一个自动化的监督链条,这不仅可以省却管理者许多精力,也使制度落实的更加到位。比如说在教学质量的把控上,有一条制度是“教考分离”,由不参与这门课程教学命题组老师独立命制试卷,对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进行测评。因为命题教师的命题质量与执教教师、学生休戚相关,所以执教教师和他的学生就会自动成为命题质量的监督者。比如说在在制定作业评价制度时,把学生这个利益关联方拉进来,让他们成为作业数量、质量和批改情况的监督者,通过定期的学生评价,就可以获取相对及时可信的信息。
制度就是为了让管理者在他们已经规范过的领域不再操心。制度本身就是把一些结构化程度高的问题予以规范,形成自动化工作模式,让管理者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那些结构化程度低,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结构化程度高的问题,是指那些目标、要素相对确定,流程、方法相对明确的问题,已经拥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升问题的结构化程度,通过制度形成解决问题的路径,不仅能节约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也能给员工提供自主发展的空间。在提升问题的结构化程度,以制度的方式将其规范的过程中,时刻将监督这个要素铭记在心,并落实到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就能为制度的观察落实奠定好的基础。
三、制度与会议
彼得·德鲁克有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所谓会议,顾名思义,是靠集会来商议,是组织缺陷的一种补救措施。如果有清晰的制度体系,其实有很多会议是不需要开的。现身生活中人们总是会议不断,临时性的会议、每周的工作例会多如牛毛,这或许与应该就位的制度还没有到位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学校有每周全校集体学习的习惯。为什么要集体学习,一定是管理者有这样一个假设:就是集体不组织,个体就不会主动学习。有的学校有教研组长周例会的习惯,要求教研组长在例会上汇报上一周的工作,并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之所以要开这样的例会,其背后的逻辑自然是管理者对教研组长的工作不放心。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每周集体学习的学校,很多教师并没有因为有了这样的集体学习活动,学习的积极性就逐步提高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学校的制度体系中,缺少了激励学习的制度,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老师们的努力很难被发现,被认可,主动学习的意愿也就不会强烈。李希贵认为,教师培训、教研活动、听评课、写读书笔记、听专家报告,似乎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但这些做法大多没有撬动性,而且往往由于活动本身的单一性,并不能满足所有老师的需求。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杠杆率最高的活动是分享。让老师在学科组内或者全校教师面前做一次教学经验或者学习感悟的分享。在第一象限建立起这样的分享制度,激励教师主动学习的意愿,才是学校应该做的事情。李希贵强调,一个成熟的组织,必须坚持不懈地向常规性会议开刀。应该不断探讨用制度代替会议的各种可能性。
有的学校无论谁来做校长,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的价值观体系是稳定的,不会因为学校各种因素的变化而轻易改变。这种稳定的价值观体系,通常就是以制度的方式加以确认并保持的。李希贵认为,一所学校的价值观体系,起码应该包括学生观,教学观,人性观和办学观。学生观主要有两条:一是学生是不一样的;二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是会犯错误的。教学观也有两条:每个学科都有不同的教学规律;不同学生都有不同的认知特点。人性观也是两条:不要把一个组织的人一分为二,给他们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每个人都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办学观可以根据学校的不同情况确定。在十一学校,有三条办学观被视为学校的核心价值观:“竭尽全力帮助老师,以方便教师竭尽全力帮助学生”“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润滑关系以奠定教育的基础”“把钱花在离学生最近的地方”。当学校的大多数师生都认同并奉行这样的价值观时,真的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会议来统一思想了。
价值观是易碎品,评价制度往往是打碎价值观的利器。学校不应该每天总是开会,而是花大力气构建符合自身价值观的评价制度,保证学校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得到有效落地。价值观最能派上用场的,往往是冲突经常发生的地方。这也是学校制度的需要关注的地方。
《学校制度改进》,李希贵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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