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来说，他的可塑性来自于教师，教师的可塑性的又来自于校长。所以，我们始终认为，要想使阅读对教育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校长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因此校长必须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在今天因人人讲“唯物”，讲“名利”，讲“实际”而“道德滑坡”、“精神贫瘠”的背景中，我们的职业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做一个爱读书的人，以帮助教师和学生从世相的纷争中葆有一方净土；另一方面，变换的生活也要求我们必须做一个爱读书的人，杜威说“教育即生活”，生活的广袤、深邃、精彩、多元、万化，离开了读书，怎么去觉知呢？阅读是生活的基石，也是和世界接轨的方式。罗曼?罗兰说：“要散布阳光到他人心里，首先自己心里要充满阳光”。先有校长读书，而后有教师读书；先有教师读书，而后有学生读书；先有爱读书之学校，而后又爱读书之社会。我虽不大赞成“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说法，但一个爱读书的校长能造就一所书香学校，是确信无疑的。在校园读书活动中，校长决不仅仅是一个反应者、支持者、参与者，更应该是一个发动者、促进者。

　　用湖南师大原校长张楚廷先生的话来说，担任了行政工作的校长对于读书之风盛开也具有更大的责任。一位好校长应当可以称为读书的校长。校长无论有多少事务，学校的读书也是头等事务。会教书，首先应是会读书的人，会领导教书人的人，更是懂得读书意义的人。

　　我们不妨回望一下那些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被我们所推崇的那些校长，哪一个不是懂得读书意义的人，哪一个不是带头读书的人？远一些的如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陶行知、刘百川等。近的如程红兵、郑杰、常生龙等。单从八十年前的刘百川在他担任我们江苏东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的《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校长们的阅读对他们的教育认识和学校管理的帮助，尤其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就是他在读师范时阅读了学校图书馆当时中外教育名著所写的笔记。

　　就时下的教育现状和问题来说，光凭直觉的反对与批判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要从学理上对固化的教学模式进行分析。要从学理上来剖析，可是要有真功夫的，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日久年深的积累。我曾花了五年的功夫，读了三十几本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文字《模式化的教育：新的压迫与侵犯》，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什么是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所称作学校的地方》、《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经典与教育哲学著作。在整个校长生涯里，毫不夸张的说，我几乎每天都在坚持读书和写作。即便是这样写出来的文字也未必会得到同行的认可。

　　我们做校长的也许不清楚，在教师眼里，你就是校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压迫者”。你要改变这“压迫者”的形象，你就得多读一点书，使自己变得丰富一点，有一点学养，儒雅一点，像一个读书人。这样，我们与教师学生相处起来才可能温和一点、亲切一些。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于教师的共同阅读中，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达成某种“共识”，进而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摩擦。

　　从教育管理者的角度说，阅读，作为一种决策的底气和改革的动力，让每一个富有责任心的校长都奉为圭臬。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常常因个人经验所限，无法得到全局性的资料和信息，多从局部出发，发现问题（乃至误判问题），提出猜想、设计方案、实践探究、形成结论、验证猜想。这种狭隘的视域和结论，给教育带来的负面作用有时候并不比正面低，我们甚至还要走很长的弯路才能一朝梦醒，幡然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