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脑敲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情绪还在兴奋之中。我在思考，这个工程的奠基意义在哪里，也许这会让大家哂笑，小人物竟老是要摘大果子吃，不怕撑死吗。于是，我尽量每天都少吃，为的是留足空间承接大家给我的指教。

   就借个载体，从“新课改成败在于教研员”说起吧。

   专家给出了两个方向的回答，不知道您们是否满意？

   在此之前，关于新课改的评价，专家们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纲要的解读，也有不同的视角。同一内容不同的主张，在专家的讲座中屡见不鲜。

    我们探讨的不是谁对谁错，哪个专家说得好与否。我认为重要的就是这种形式，这个氛围，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无论是把教育当做职业，还是奉为事业，只要一天不离开“姓教”的这个岗位，那么，不管你认不认同新课改，不管你愿不愿意提高教育质量，都会从专家的讲座中拿到下列的东西：

   1、视野的前瞻性。本学科、本学校、本区域、全国、国际教育的最新动态，作为认知结构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袁振国教授在《教育新理念》中讲到的，也正是制约新课改成效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视野的前瞻性能保证教育者的与时俱进，生命体才能够鲜活，鲜活的生命体之间才能发生心灵的感应，教育才会有浓浓的人文关怀。“靳玉乐们”无一不是这方面的典范、大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2、思维的研究性。这也许就是教育的特质，它不同于其它任何的活动，如果按照常规对待之，有可能就造成生命的残缺，一旦形成了则不可补救。所以，预设和预见性是教育的特殊要求，而要具备这样的能力，非使思维置于研究的状态不可，这个状态要高于教育实践的常态，因为在有些教育行动开始之前，我们是可以预料行动的切入点与策略的。但若放松了对“思维有状态”的要求，整合与优化教育行为的出手就会不高，如果在低水平上重复，虽然害不死人，但却不能发展好人，这就是教育特质的两面性。“靳玉乐们”送给我们的宝藏，就在于此。

   3、习惯的审视性。教育教学的程式化已经把我们的意识焊接在了顺向接受式的劳作轨道中，忘了去问问自己身份的有无之于学生发展好与差的重要性、有课本与无课本之于学生学习的差异性、自己的身教原来还是一门活的课程等等。学生对教育的理解、对学习的认知、对时间的感觉等都会因此产生误读与无解。专家们的讲座无疑在警醒着我们，要时刻对熟悉的东西保持着逆向的审视，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来激活我们对教育教学的感觉，保持一种热情和欲望。

    4、心灵的深刻性，把握事物的本质，或者说在专家的引领下逐步形成对教育、教育实践本质的完整性认知，不再拘泥于一叶一木，形成对教育的客观态度，与对教育实践的积极态度，更有可能诠释教育的生命内涵。

   教育改革不是推到了重建，是发展中的变革，一切行动的改造，哪怕是边边沿沿的行动，都是对现有教育的修缮，不求宏大，只要行动，就会有善果。

    以靳玉乐、郑金洲等教授们为代表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尽管不在教育实践的第一线手把手地教我们，以至于他们对来自于第一线的很多疑惑也没有开出具体枝节似的药方，甚或给我们一种隔靴挠痒之感，但是从他们的讲座中，传递出了一种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教育思维范式，课改十年，功过非议皆有，如果说课改有缺憾的话，我认为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人站出来指导广大的教师（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指导部门、作为管理者的校长）形成适应新课改的教育思维构架，我们依然是坐在井里进行着井口那一片天的改革，没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蜷着身子、曲着胳膊，就算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又奈何没有开阔的视野。

   所以，讲座之后，得到的，不仅仅是教育研究的多样化、教育主张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认识教育、审视教育、完善教育的一种思维视角，这恐怕比获得具体的零碎的语言表述、知识问答有价值的多，我们本身拥有着极其鲜活与丰富的实践素材，如果再拥有了研究与提炼这些素材的思维范式，无异于给保时捷汽车装上了螺旋桨，跑得快也飞得高了，到那时，何愁天津教育没有自己当今的话语权？又怎会占领不了教育发展的制高点呢？完全仰仗着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