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再起——家庭的教育

（第二篇）

今天写《我将再起》系列的第二篇，这里我想讲讲“家庭的教育”。这是不是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是不是与“国家、社稷、天下”的宏大概念相去甚远？这么想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尤其是曾经将我国的社会形态和国外做过对比，就不难发现，中国人的家庭观与价值观、世界观、国家观，密切相关——而几乎所有中国人终生奋斗的理想或动力源，归根结底，都源自于对家庭的责任（包括对已逝去的和未来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鲜有纯粹为个人野心或私欲而奋斗的观念，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确实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国社会的活力从根本上是依赖于家庭的活力，而家庭教育的成败又是决定的因素。故，要谈国家的未来，必须谈国民的教育；而要谈国民的教育，便须首要谈中国的家庭教育。

我们今天所见的万般丑恶，没有一样不能在家庭教育的失败中找到根源。譬如年轻人的自私、任性、缺少责任感及懦弱，源于家庭自幼对其的溺爱；妇女出轨增多（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危机蔓延及色情行业的泛滥，源于女孩自小缺乏家庭保护及有效的贞节观念教育；腐败现象几乎全民皆有份，源于人们自幼便产生的对财富和权力的盲目崇拜，而且鲜有家庭教育能够对其进行坚定的道义批判……

如果我们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或对这些问题感知不明显，因为“似乎大家都这么干”，所谓生态决定个体，毕竟谁也无法与自然相抗衡。但是，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你自己穿什么样再也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美丽或丑陋总会家喻户晓，你掩耳盗铃也是无用……譬如一旦我们走出去（这是趋势和必然），现代文明世界就会让我们的种种丑陋暴露，现出原形。近期我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一名中国女富二代因在美国出境时盗窃被捕，她国内的母亲匆忙前往营救并意图行贿证人“摆平”——结果母亲也因此被捕，而女儿也被重判——显然，在这位母亲眼里，或者她所代表家庭的观念中，盗窃不是罪、行贿也不是罪；或者纵然是罪，也不是问题，能否摆平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在国内太常见了！当他们贯以为常的手段在法治的环境下遭到颠覆性的失败时，他们唯一的感觉或许只是不解，而不是忏悔。

也许是因为ZF过去一向管的太多，所以现在舆论也把责任推给教育体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溺爱是家长的权利，教育是老师、社会和国家的事。遗憾的是，实践证明，无论在什么时代，家庭教育谁也无法帮我们代劳；尤其是在丛林法则社会里，如果我们不好好（不舍得）管教孩子，将来世界只会更狠地教训他们。

我曾思考国人为何不愿意在有机会逆转局势的时候，对子女实施必要的惩处或用心经营出有益的家风？这或可从我今天的经历中得到答案：写这篇文时，我刚刚实施了一次对儿子的严惩，他因为不认真吃饭，使筷子掉落地上；我罚他停止吃饭并站立一个小时。这个中间，我故意到房里回避，听到我母亲不断喊他先吃饭、停止罚站，还试图扯他回到饭桌，并说“谁没掉过筷子？你爸爸是我儿子，不怕！”；而孩子的母亲则质问我“你打算让他站多久？”......显然，一个父亲要惩戒儿子，不仅需要面对父子关系受损的风险，还要面对与自己父母及妻子关系的考验。而一旦父亲的权威不够或家庭缺乏共识，对孩子管教的目标便无法达成、甚至根本就难以实施。

从历史上看，老一辈之所以溺爱后代，有一种简单、朴素且不易察觉的观念在起作用：我吃的苦够多了，我不能再让后代吃苦；我要竭尽所能让他们享受，哪怕是虚荣，哪怕我做不到……相较而言，年轻一代父母的溺爱则大多由于无知。我们常常有意无意混淆两个概念：什么事是孩子喜欢的？什么事是对孩子有益的？

如果一件事对孩子有益而他不喜欢，我们是否愿意做？如果这只是一道选择题，我想大家很容易得满分；而一旦要付诸行动，情况就复杂多了，也许很多人会得零分。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我们家庭中有文化的成员耐心细致、有艺术地开展沟通工作，最好在生育之前就可以就教育孩子的问题展开探讨，并在家庭内部达成一致、共同商定一套合适的家规。这工作的重要性，实在不亚于生育本身。

那么孩子又是怎么想的呢？是不是无一例外的抵制呢？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儿子每受我的惩处（并无人增援他时），总会迅速从有害的亢奋回归到冷静状态，同时还常常伴随因害怕失去父爱而刻意的示好：比如不仅不生气还给我倒一杯水之类。同时我也发现，他内心的是非观念是存在的，只是意志力不够，有时需要外力才能实现自制。因此，我觉得孩子有时甚至是渴望“被管教”的——希望这个经验对年轻的父母们有所启发

从利害关系而言，家庭教育的失败，有可能使整个家庭面临“没有未来”的严酷风险。而家庭的不稳定如果过于严重，也必将传导至社会，成为许多危害的乱源。这值得所有以追逐名利成功为己任的年轻父母所警惕的：也许你穷尽一生创造了许多财富或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高位——但，一个不肖之子就足以让你输得一败涂地！

……最后，我们回到国家的层面，从民族未来的高度去审视家庭教育的历史责任——这一方面，没有比宋美龄女士说的更好了：

 “……手工的活动可以消耗去儿童部分的旺盛精力，本来好做恶作剧的空闲的双手，现亦可有正式用途……孩子们以一种求知的热忱，学习他们的功课，程度较好的并到近村帮助推行成人补习教育。这可以鼓励他们，养成他们为公众服务与合作的观念，将来做一个良好公民。为了培养他们这种精神，这些孩子的生活都是自治的。他们对于同伴相处间的义务与责任，业有深刻的了解……一批新的中华儿女将茁长起来，担负新中国的重任。”（1940年6月，《我将再起-中国妇女工作》）

“如果我们以坚决的努力，教导孩子按照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性路线去思想和行动，那么在造就有价值的公民方面，必能获得成功，这些公民能将他们之所学以及灌输给他们的一切主义，一一传授给人民。”（1940年6月，《我将再起-抗战的教育中心》）

“在过去的赠言中，我一直强调教育的本质而非教育的形式。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尽人皆知，美国的教育，因受放任哲学的影响，而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家长的随便态度和教学的不良坏境，更对学生造成了实质的伤害。”（1987年6月12日，《宋美龄自述-毕业是追求知识的里程碑》）

“我们只有接受巴克莱先生尖锐而真实的结论，他说：这些证据在显示美国的教育已经频临破产；美国教育破产的责任，应由传播媒介、懒惰的家长、无知而恶劣的同辈压力，特别是那些剥夺青年思考能力的所谓前卫、时髦的ZY主义者来共同承担。”（1987年6月12日，《宋美龄自述-美国教育频临破产》）

“教师们应永远牢记在心，为国家的利益并创造我民族的前途计，我们必须要向可塑性的青年头脑，灌输适当的知识，使其认识人生爱国的目的。”（1940年6月《我将再起-抗战的教育中心》）

“过去我国妇女界的幽禁生活虽属一种有害的束缚，然而今天所赋予的自由，可能又过分无拘无束，结果同属有害。只有坚定的人格才会经得起这种尚未习惯的独立，以及尊亲管束的骤然废除的危险。放荡不羁时常被误以为就是自由……青年人是逸出轨外了，要想实行一番顺利的纠正，却非易事。唯一可做的事便是由教育工作者促使青年重视荣誉，并以智慧和耐心，指导那必然澎湃的精力和活力，向有益于国家福祉的路途前进。”（1940年6月《我将再起-妇女与家庭》）

“要使我们的国家强盛繁荣，而恢复我们民族从前的光荣，唯一途径，是人人都能尽他的责任。我们的努力，还得调和一致。从前有句话说：一箭易折，众矢难摧。倘使全国的国民，不论什么地位，什么职业，都能把福利国家、福利社会作为工作的目标，不存一丝一毫的自私心，自奉力求简约，服务不辞劳苦，我们一定可以把国家从危亡中救援出来，如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得刻苦实行，有牺牲精神，只说不做事是毫无用处的。”（1936年1月，《蒋夫人言论集-合作与牺牲精神》）

（于2017年4月3日1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