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实与众不同，确实“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社会认同的教师”，因为你向自己提出了几乎无人思考的问题——
“你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独特认识吗？”——你如此追问，是因为在你看来，“作为一个教师，如果他对世界的真实面貌没有属于自己的明确认识，而且他也没有想过要有自己的认识，他就无权站上讲台，因为他必须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你有信念吗？你有属于自己的信念吗？你感受过这属于自己的信念的生命气息吗？”——因为在你看来，“‘知识起于信念’（狄尔泰），一个人对知识的选择与传播、创造更应当是始于信念”，“如果没有自己的个体信念，我们怎么可以毫无愧色地做一个教师呢？”
“你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观吗？”——因为在你看来，“教育！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都无法避开这一词语的诘问。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如果没有明确的教育观，他其实根本无权停驻于这一词语所指称的生命空间。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每个人心目中应该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尽管在终究旨归上它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你反思、追问了自己的知识观了吗？”——因为在你看来，知识观是决定教育的目的与教师的立场、身份认定的：如果“我们禀承着一种旁观者的知识立场”，那么，“教师们就不可避免地以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教育，教书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顶多也是一种获取所谓成功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生命运动，更不认为他们关乎到自己的生命伦理的完成”，“教师还会以布道者自居，成为讲台上的暴君和老大，进而成为学生的敌人”，同时也将导致教师自身“精神世界的日见萎缩乃至干涸”。
“你思考过，应该有怎样的课堂语言，言说姿态吗？”——因为在你看来，“作为一个教师，对语言缺乏自觉是不可思议的”，“说到底，语文教学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行为”，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教师，不能不“对自己的课堂语言充满了警惕”，你说你“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如林黛玉进贾府一般，处处留心，处处在意，害怕我的语言对学生形成误导”------
“你思考过‘启蒙’与‘教师’的关系吗？我们需要怎样的‘启蒙’？”——因为在你看来，尽管“在一个据说是已进入后现代的时代里，启蒙立场本身就是遭人诟病和讥讽的”，但“一个教师不论以什么样的姿态营造他的课堂，不论以什么角色面对他的学生，他始终都是一个启蒙者，他的使命始终是启蒙”。但“启蒙”这个词语却使你的“教学生涯充满了尴尬与难以言说的沉重”，你不断地充满警戒地追问自己：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导师”吗？我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审判者”吗？“我的人格与权威”真的“高于一张课桌”吗？我能支配“学生生命伦理的形成与践履”吗？你终于明白：你和你的学生是“互为启蒙者”的，“在启蒙星空下涌动的是充满了现代意识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你还意识到“启蒙不是以理性为上帝，而是以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为宗旨”，因此，你说你的课堂“在启蒙的指令下，不独面向社会，面向知识，更面向大地与天空，河流与树木”，你期待你的课堂里走出的是“具有大人格的人，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他们爱自己的邻人一如爱自己，他们爱自然一如爱自己”。你给自己竖起了一个高标尺：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启蒙，因此，你说你的“启蒙之旅充满了反启蒙的色彩”。
“一个教师，可以没有一定的艺术判断力与审美力吗？”——因为在你看来，“没有什么比艺术更有助启蒙的进行了。”但你却提醒人们警惕“伪艺术”，因为在我们的学生的生存空间里正充斥着各种伪艺术。你特别提出要注意“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艺术”与“政治化的艺术”的腐蚀作用：后者让人在充满谎言的灌输中“丧失自我”，前者“让人在快乐与消遣中忘却痛苦和忧伤，逃避反抗与追求，安于现实，最后使人格集体平庸化”。这是一个及时的警告：因为许多教育者对此似乎还毫无警觉。
我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你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真正的思想者的提问，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教师，自觉的教师，在走上讲台时，必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重要的不是你对你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怎样的回答，因为答案是可以而且必然是多样的，意义在于你在思考与追问。而这正是中国的教育、教师所匮缺的。至少说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人，特别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在思考这样的关于教育、关于教师的根本性的大问题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类问题交给某个特定的人和组织，教师成了机械的贯彻者、执行者，成了没有独立思想与创造，没有独立意志与人格的按图制作的真正的“教师匠”。不是教师愿意如此，而是体制需要如此。
然而，“你”出现了——这自然不是仅指你个人，而是人数不多、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批人，即我所说的“有思想的教师”。在我看来，这是这些年的教育大讨论、教育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你的书引起我如此大的震撼，并迫不急待地要和你讨论，并借以表示我的喜悦与敬意，原因即在于此。
加载中，请稍候......
喜欢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