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最近网络报道，一道小学一年级的语文阅读题，素材是“孔融让梨”的故事，题目中有一道是“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学生回答“我不会让梨”，被老师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如何看待这位小学生的回答，引起了众网友的热议。我们先不看这位小学生的回答是对还是不对（其实并无对错之分），先看看孔融让梨在一些美国人中的反应。

孔融让梨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是被用来教育孩子要谦虚礼让的典范。差不多每个中国人在童年的时代都听说过这个故事，老师们或者大人们都会要求孩子们学习孔融的高贵品质。其实，仔细想来，孔融让梨这一典故或故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从我们目前的道德水平来看，似乎孔融让梨的故事并没有起多少作用，或许还起着反作用呢。

多年前，我给美国的教育代表团讲中国文化课程（这样的代表团每年春秋有两批，我给这样的代表团授课有近20年的时间），其中有一章是关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引用的例子就有孔融让梨的故事。在讨论时，美国朋友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不是从可信不可信的角度来提问题的，他们提出的问题令我啼笑皆非。美国朋友说，买梨是有计划的，对多少人有可能吃梨应该有个基本判断；而且大小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如果大小相差悬殊，那是一种失误。他举了很多的类似在美国的例子，说明不会存在梨的大小相差太多的问题。原来，美国人是拿自己国家的超市来说话的。凡去过美国、或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超市的梨大多是论个卖的，每个多少钱是固定的，如，中国的鸭梨每个要卖到2美元，梨的大小基本一样，不会存在孔融让梨的问题。我告诉他们，孔融让梨的故事发生在1800多年前，那时中国的物资匮乏，再说在我国买梨是论斤的，肯定大小不一。那位美国人实在想象不出1800年前会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由此我想到，我国的很多传统的美德是建立在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科学相对落后的基础之上的。大家肯定知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穷儒的故事。其中有一位东吴的谋士叫陆绩，他讥笑诸葛亮的不自量力，认为曹操势力大而不能与之争锋。诸葛亮问此人，“汝非袁术坐上怀橘之陆郎乎？”这是一个典故，叫“陆绩橘”，见《三国志·吴志·陆绩传》：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坠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这是一个典型的孝顺母亲的故事，六岁的陆绩“偷”（怀）三个橘子，是为了孝顺母亲；要不是拜辞，橘子不会坠地，事情就不会泄露。但小小年纪，能时刻想到母亲，总是好的，袁术“大奇之”，也不足为怪。三国时，物质匮乏，能吃到橘子，实属不易。唐朝张祜的《送卢弘本浙东觐省》中有“怀中陆绩橘，江上伍员涛”的诗句。诸葛亮的潜台词是，“你小时候不是挺明白事理的吗？”可见，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也是如此吧。

还有一次，我们带着外宾参观一个幼儿园。在介绍幼儿园的先进教育事迹时，有一条是教育孩子从小要热爱劳动，具体事迹是，小小的孩子从小就懂得自己洗手绢，并且还有孩子们洗手绢的现场活动。但美国朋友很不理解，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用洗衣机？认为，手绢很不卫生，应该用纸来擦手或者擦脸。对孩子洗手绢并不认可，认为应该做一些更符合孩子天性的活动。这就是文化差异：我领他们参观时，洗衣机在我国还不普及，餐巾纸、面巾纸更是传说中的东西。所以美国人不理解幼儿园的孩子洗手绢。

回过头来看孔融让梨。在教育家眼里，孔融让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让梨那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孔融让梨已变成一个道德符号:是一个扼杀儿童天性的道德符号。不管是四岁的孩子还是七岁的孩子，为自己挑个儿大的梨，才符合天性。记得小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形：明明想给自己挑个大的，可是不敢。为什么？怕家长责骂。因此，从天性的角度来分析，孔融让梨是不合逻辑的。仔细阅读整个故事的过程，　细细分析故事的本身：兄大弟小，兄之于弟是强者，弟之于兄是弱者；梨有大小，大梨乃大利者，小梨乃小利者。强者占大利，弱者占小利，何来谦让？要是强者将占据大利的机会让给弱者，这才叫谦让。可惜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不多，谦虚礼让更无从谈起！

当初孔融把大的梨子给了哥哥和弟弟，就有人指出：“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城府。”果然，孔融年龄稍大后，竟然抛妻弃子，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孔融让梨显然不符合他们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理念。曾有人做过实验。在传统的西方家庭中，一位家长为了观察孩子们之间的友爱程度，把大小不同的苹果放在桌上，任由他们挑选，在挑选的结果出来以后，家长表扬了那位选最小苹果的孩子，而对那位挑选了大苹果的孩子进行了批评。其实，在挑选苹果之前，孩子们也对家长的心理活动做过分析：认为，挑选小的苹果会获得家长的好感，不然家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果然，那位挑选小苹果的孩子受到了家长的表扬，挑选大的那位则收到了批评。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那些受批评的孩子一些启发，间接导致了孩子们学会了撒谎，过早接触了一些不良的信息。这样，孩子们长大后走上了违法道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相反，如果家长鼓励挑选小的苹果的孩子，赞扬他们的友爱精神，并且同时表扬挑选大苹果的孩子，称赞他们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显然这些孩子长大后极有可能会有不一般的成就。

因此，美国的幼儿教育既表扬挑选小苹果的孩子，也鼓励挑选大苹果的孩子：前者是友爱精神；后者是追求理想的精神。

“鼓励教育”是美国幼儿教育的核心，也是小学教育的核心。因此，美国学校里的学生不排名次，不评所谓的三好学生，没有班干部，而是每人一天当召集人，人人平等。

看看如今的官场，那有什么孔融让梨的精神！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赞成那位小学生的答案：我不会让梨！

2015-06-22 翟晋玉 教师博览

       当下中国喊创新最多最响，却背负着“山寨之国”的尴尬。美国时代周刊甚至宣称，“中国不能创造任何事物”。显然，创造性已成为当前中国最稀缺的元素。创新的缺失已经成为中国之痛。批判性思维是创造性和创新思维的前提。如何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当前中国教育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2014年7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上，一个题为《由孔融让梨故事在中美学生中的不同遭遇看批判性思维》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该报告由青岛大学宫振胜和卢文丽两位老师共同完成。他们的研究从《“孔融让梨”遭遇美国孩子》的故事展开。一群8至12岁的美国孩子学习中文，老师给他们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引发了一场讨论。

        爸爸为什么要4岁的孔融去分？分不公平怎么办？为了与具有独特视角的美国学生对比，宫振胜和卢文丽在中国27个班级1100余名大中小学生中展开对“孔融让梨”的讨论。结果发现，中国学生的讨论反映出批判性思维严重欠缺，绝大多数学生（1000余名）对故事本身没有异议；与写故事的人的意图保持高度一致；推理很少；把结论预设在前提中……即便是大学生也不例外。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的前提

       中美学生关于“孔融让梨”讨论水平的巨大差异让人震惊，同时又完全在意料之中。中美学生最大的差异在于批判性思维的有无。缺乏批判性思维，不会提问题，正是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

         批判性思维由来已久，至少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在英语中，“批判的”一词为“critical”，源于希腊文kriticos 和kriterion，从语源上说,该词暗示发展“基于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

        苏格拉底可谓是批判性思维的鼻祖。批判性思维的第一个模型就是“苏格拉底方法”，或可称为“助产术”——由苏格拉底本人所开创的一种探究性质疑。

       现代的批判性思维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批判性思维课程首先在北美兴起，几十年来，已经发展为许多国家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批判性思维被介绍到中国，随后被用来改造高校的逻辑课程。2003年，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开设了这门课。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开设了以探究创新为导向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但就全国来看，目前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高校仍然只有很小的比例。

       近年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越来越成为国际教育的核心理念。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世界宣言：观念与行动》。其中第一条就把“培养批判性和独立态度”视为高等教育培训和从事研究的使命之一，并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教育学生成为见多识广和有强烈进取心的公民。

       美国学者多拉·豪维尔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推动未来知识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从1991年开始，美国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鉴于批判性思维在中国教育中的重要性多年来一直被严重忽视，举行了本次研讨会，并举办了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班。

       研讨会上，高等教育司副司长韩筠指出，批判性思维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要开展教师培训，使批判性思维成为教学常态。北大哲学系教授刘壮虎提出，作为素质教育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应该贯穿学校教育始终。

      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董毓在长期的观察和教学实践中发现，中国学生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存在很多缺失：思考既不自由也不严密，既不宽广也不细致。既不自主又不客观，缺乏求真、认真和反思精神。学习过程类似于盲从过程，因而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推理能力训练不足，思考是直觉和直观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指出，中国学生目前特别缺乏的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种能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善于提出问题，更不要说提出好问题了。

董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指出，即使是被看作精英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时也普遍感到缺乏思维方法训练的艰难，大量学生最后成为在西方实验室“打工”的低端技术人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致命缺陷

       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楚渔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中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制度、体制、文化等原因,而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缺乏思维工具的运用。缺乏对思维科学的研究使中国进步缓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晋荣东指出，在中国传统思维中经学独断论与权威主义根深蒂固，“唯我独尊、不容异议的现象沉疴难愈。例如《国语·周语》中的“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即属于此类。

       钱颖一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强调服从权威，尊重师长，这容易抑制独立思考。前苏联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影响更加剧了这种倾向。苏联教育模式推崇整齐划一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计划，导致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不鼓励甚至压制学生的独立思考。

批判性思维教学：从知识课堂到思维课堂

      “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钱颖一说，中国目前的中小学应试教育和高考选拔制度，造成了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长期以来，我们只顾知识的传授而不顾思维能力的培养。”

       从西方国家教学改革的经验来看，从传授知识转变为优化学生的思维结构，将思维教学引入课堂，是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思维教学要求教师从传授知识转变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优化学生的思维结构，以提高学生建构知识的独立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的教育必须完成革命性的变革，教育的重点由培养知识分子变为培养智慧分子，由知识课堂到思维课堂，由考知识到考思维。”宫振胜说，“人类的文明首先是思维的文明。批判性思维即对思维的思维，通过思维诊断、审查，使思维走向文明。”

批判性思维是帮助学生过上健康精神生活、提高学习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思想工具，它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培养获得。

       批判性思维包括的主要技能有：理解和分析各种问题，收集必要和多面的信息，辨别虚假和迷惑的数据，评估现有系统的缺陷和局限，进行充实的推理，挖掘有问题的隐含假设，构造新的解释或替代方案，追寻最佳的选择，作出全面和平衡的决策，等等。

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生树立深思熟虑的思考态度，尤其是理智的怀疑和反思态度，其核心精神在于：求真，公正，开放，反思。其根本特征是“大胆质疑，谨慎断言”，和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相似之处。它强调从实践和具体分析中产生知识和能力，反对空洞、单调、抽象的思想和讨论方式。

       “批判性思维是个人自律的基础，善于批判性思维与反思是思想成熟的标志。”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瑾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是通向美德与智慧的途径，最大的批判性思维是对人生的反思。”

        湖北黄冈英山县一中教师王胜林说：“批判性思维是形成问题意识的核心要素，有利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需要树立质疑意识、求异意识和反思意识。”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应从娃娃抓起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救师口小学教师夏玉珍对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理解较为深刻：“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不再是‘感性’质疑，而要求质疑一定要‘理性’，即谨慎，它的特点是‘思想开放，判断缓慢’，学生对问题产生质疑，不是马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先进行理性的论证，在有理有据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合理化的解决方法。”夏玉珍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实施批判性思维教学需要一定的方式和方法来支撑，需要老师的智慧引领。培养学生进行分析和探询的能力，更要求他们要有理由和学会论证。”

        然而迄今为止，在中国的中小学，像夏玉珍这样对批判性思维有这种程度理解的教师并不多，在实践中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中小学教师更是凤毛麟角。

        江苏常州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欧阳林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中小学老师。在江南大学吴格明教授和徐州师范大学魏本亚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他申请了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相关课题，并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实践。

        欧阳林把语文教材中逻辑理性很强的文章作为批判性思维的经典文本，以逻辑为基础，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重新解读，让学生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然后重新进行教学设计，并以批判性思维为指导，尝试进行文学类文本的阅读教学和序列化作文教学。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养成，需要学生在不断的运用中才能实现。两周一次的作文课显然不能满足这个需要。于是，欧阳林开展了演讲和辩论活动。演讲每天一次，在语文课前进行，由演讲的学生自己选择时事热点问题，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评论。辩论每周一次，在早读课上进行。

       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开展，改变了欧阳林的课堂生态。“从教师角度讲，教师更易明确教学目标，面对不确定的教材内容，有了判断的标准，更易自主生成和选择更有教学价值的教学内容，而不是盲目随大流和盲从专家教参。从教学角度讲，教学目标更明确，教学内容更有针对性，更有逻辑性，能有效避免片面应试化的教学倾向。从学生角度讲，学生每一节课都有收获，都有思维的发展，而不是像以前感觉一节课上不上都无所谓。”欧阳林说。

       董毓认为，目前，批判性思维教学在中国主要是在高校中开展，但由于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已经基本定型，“改变相对比较困难，从小学开始就不一样”。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让他们熟悉电脑。如果说，电脑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那么，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更应该从娃娃抓起。

       成为批判性思维教师

      “为师之要，是要在自己心里给自由留下广阔天地，让学生心灵给自由留下广阔天地。”华中科大前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教育缺乏问题意识，要培养学生关注问题、发现问题的意识。“教师要有对生命意义的敬畏，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意志。”

       作为本次培训班的讲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谷振诣讲解了如何开展批判性阅读和写作，他强调，“教师要和学生交锋”，“挑毛病是为了建设，不要把自己的说法当作标准答案，而要比较优劣，对相反的看法作出合理回应。”

      “批判性思维是美国大学教学的核心，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围绕批判性思维展开的，采取的也是批判性的教学方法。”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师高昱为该校本科生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他认为这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思维训练课。学生研修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便是一个通过各种思维作业和思维活动，不断审视思考，反思自我，完善主体的过程。

      “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人的价值无非是思想境界如何，思维能力如何。”中科院院士、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叔子认为，批判性思维教学是培养领军人才的必要手段，是理性和创造性的核心，没有批判性思维教学，就没有真正的素质教育。批判性思维应该贯穿到所有课程的教学中去。“没有批判性思维的老师，怎么能教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他建议把批判性思维作为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开展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培训，把批判性思维的内容列入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  “应该把批判性思维的教育逐步、稳步、合乎实际地向中小学延伸，并推广到全民的素质教育中去，改变教育理念。”

       国际公认的批判性思维权威、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罗伯特·恩尼斯认为，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目标不应该只限制在教学生在他们的学校课堂上批判性思考，还应该努力教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进行批判性思考，比如在选举中投票、购买保险、培养孩子，以及怎样跟自己的同事和邻居相处，等等……“批判性思维对于参与和保护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在职业、个人和公民生活中作出明智的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价值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并不容易，它对教师知识视野和思维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连恩尼斯都认为，“在我们的学校中，批判性思维尚处在幼儿期”。他强调，每个教学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规。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教育者常说的“教无定法”。他建议，作为教师，要对自己有反思意识，“批判性地思考批判性思维教学”。

       董毓认为，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或者单纯的技能训练，而是理性、公正和开放的人的培养。批判性思维教学与通常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有很大差异。教师要经历文化、职业和形象的自我转化——从45分钟满堂高声“布道”的“神父”，转化成为一个谦虚、鼓励和配合的新型教师——苏格拉底、教练和认知活动主持人的三位一体。

“这样的转换有可能甚至比改变教学内容还困难，因为它意味着教师要学作批判性思维的模范——理性和开放。”董毓说，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是在非批判性的文化和习惯的海洋中顶风行船，它代表着对教师的个人挑战，需要教育者自己改变知识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它要求自我反思、自我开放、自我批评。

（原载2014年9月3日《中国教师报》、微信号“审辩式思维”）